作者：何休
董仲舒复兴了被扼杀百年之久的儒家文化，何休虽受党锢之祸，仍将天下大事视为己任。
通经致用，不为腐儒
汉世崇儒，在于利禄，高官显爵，通经得作。人挟一经，以为重宝，修习揣摩，视之秘术。故门派林立、不相往来，久而久之，流弊愈炽。致使舞文弄墨、极尽刻碎之能事，穿凿附会，曲解经传之本意。孔子曾云：“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小人儒者，即上述之类，而君子大儒，心怀家国，放眼天下，通经致用，不泥章句。《论语》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治春秋大儒，习经在于能用，非埋首书斋，皓首穷经也。
董仲舒身当朝职，以为学通春秋，自当致用，史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而其所为，更开汉朝以春秋断狱之例。以今人眼光，此事不免虚妄，然取法阴阳，施之当世，彼时看来，自有可取之处。
何休受祸党锢，不得位列朝班，但其思想，须臾未离当世。其注“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谓“末不亦乐后有圣汉，受命而王，德如尧、舜之知孔子为制作。”徐彦疏云“孔子之道，既与尧、舜雅合，故得与尧、舜相对为首末，然则指孔子言不亦也。尧、舜之时，预知有己而制道术，预知有己而为君子而慕之，已亦预制《春秋》授刘帝，是孔子亦爱慕尧、舜之知君子而效之。”注“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更直书“待圣汉之王以为法。”足见其身在江湖，心忧天下。
董仲舒认为“三通归一”是“王者必受命而后王",何休则认为“’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
汉承正朔，三统归一
统者，汉儒以为施政之秩序，天明之所归也。三统者，黑、白、赤，分别以象天、地、人。乃上古三代夏、商、周所承。董仲舒释之为：
“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庸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宫邑于鄗，制爵五等，作象乐，继文以奉天。周公辅成王受命，作宫邑于洛阳，成文武之制，作汋乐以奉天。殷汤之后称邑，示天之变反命，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制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
何休释之为：“‘三年，春，王二月。’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於是可得而观之。”又，“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法物见，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法物萌，色尚赤。”徐彦疏“《书传略说》云：“周以至动，殷以萌，夏以牙”，注云“谓三王之正也。至动，冬日至物始动也。物有三变，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生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为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为正。是故三统三王，若循连环，周则又始，穷则反本”是也。”
徐彦疏解三统之说，认为周而复始，循环轮替。如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实则三统之别，在于得天命不同，天时、地利、人和之别。三者互为关切，各有通联。所异唯在时历、服色、舆马、仪仗，故何休言“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故三者决非轮替可知。要之，董、何皆以商夏相代、汤武革命，非诸侯兵乱、弑主篡位。而为天命有异，时运归之。绝不可与乱臣贼子同日而语。如此则知受于天、受于人根本之别在于斯。二人眼中：汉家天下，运数有自，兴隆旺盛，不减上古。则重建正朔，三统归一，自然之理。倘三统互为轮替，绝无关联，言汉家承袭一统即可，又何来通三统之说？三统说肇建，根本目的为宣扬汉德大道，融合三世，上古圣王，难以匹敌。此通三统之真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