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太武帝
魏太武帝因崔浩修国史“暴扬国恶”，一怒之下族诛重臣，令人发指
崔浩历仕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朝，无论是平定北方、西域诸国还是对南朝作战，崔浩的谋策都对大魏军队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后崔浩官至司徒。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善于谋略的大家，却不善自谋。他自己笃信道教，就讽喻魏太武帝灭佛。拓跋焘言听计从，寻个机会在全国大杀和尚，毁灭佛寺。而当时后魏上至太子、公卿，下至庶民百姓，信佛的人不计其数，崔浩此举得罪了一大批鲜卑贵族。加之崔浩主修国史时，又直书其原，不避忌讳，内容涉及大魏王朝先辈许多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文人喜功，崔浩又把国史铭刻于石碑上，费银三百万，方一百三十步，想使内容万代流传。
鲜卑贵族、诸王以及嫉恨崔浩的群臣纷纷上言，惹得拓跋焘怒不可遏，这位还未完全开化的胡人武夫，他不仅尽诛崔浩全族，又族诛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由于燕赵汉人的几个大族遭受沉重打击，魏朝一直欣欣向荣的制度性汉化蒙上了一层阴影。《魏书》评价：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后世研究魏史的专家，无不对崔浩被诛一事深加推究，以为此事件是魏朝上层统治阶级内部“胡汉矛盾和斗争的结果”。
确实，崔浩掌权后，“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提高了汉人高门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鲜卑勋贵的跋扈。但是，从本质上讲，崔浩的所有行动皆是服务于魏朝皇权统治，只是在后期因一直受世祖宠信而“得意忘形”，最终竟敢于和太子争任官员，“校胜其上”，完全忘掉了道家“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宗旨。虽有如许“闪失”，笔者认为，拓跋焘也不是一直深思熟虑地想杀掉作为“汉族”的崔浩。一向以来认为世祖杀崔浩是鲜卑贵族报复汉族的种族矛盾的暴发的看法是化简为繁，小题大做。
世祖晚年，征伐四克，已经感觉自己就是万能的天下大帝。加上多年酗酒成性，以及中年男人的性情喜怒无常，想杀谁就杀谁，想把谁族诛就把谁族诛，真是处于丧心病狂的状态。崔浩倒霉，正撞上有人告他修国史“暴扬国恶”，一怒之下，魏太武帝便率意作出如此残暴、令人发指之举。
魏太武帝南击刘宋所过之地，化为灰烬，双方都损失惨重，多年都无法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430年，大宋皇帝刘义隆北伐，魏朝将士王慧龙、韩延之、司马休之等人率军顽强抵抗，反击宋军，宋军无力抵抗，后魏先后攻克金墉、洛阳、虎牢、滑台等地。此为后魏南朝第二次大战（第一次为423年魏明元帝拓跋嗣同南朝刘宋的大战）。
450年春，拓跋焘率大军南征刘宋。魏军长驱直入，直达悬瓠（今河南汝南）城下。魏军遭到了刘宋汝南太守陈宪的顽强阻击，被迫撤军。
南朝刘宋经过元嘉之治后，国力昌盛，刘义隆幻想”封狼居胥“，于是在450年秋，不顾群臣反对，再次下诏北伐，拓跋焘亲率大军抵抗。刘宋前期战略失误，丧失主动权。魏军在拓跋焘的指挥下，攻占东平（今山东东平）、邹城（今山东邹县），后来，魏军兵分四路南下，攻宋悬瓠城（河南上蔡县东），宋将陈宪坚守苦战，魏军死伤甚重，败退，绕过悬瓠；后攻彭城，刘宋徐州刺史刘骏（宋文帝子）决心坚守，魏军攻城又不克，绕过彭城，率军南行；后攻盱眙城（江苏盱眙县）又不克，又率军绕过盱眙，南行直到瓜步（江苏六合县境），声言要渡长江。宋沿江戒严，每户都得出丁男来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魏兵缺粮，前面有大江，后面有宋兵坚守城镇，只好退走。魏太武帝攻盱眙，向宋守将臧质求酒，臧质给他一罐便尿。魏太武帝受辱，大怒，全力攻城三十日，魏兵尸体高与城平，仍不能攻入，又只好忍辱退走。
魏军为了泄愤，撤退时经过宋朝江北六州，遇房便烧，所过之地，化为灰烬，淮南一带，几乎成了无人区。“自是道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南方“元嘉之治”的盛世局面一去不复返并随后日益衰落，而北方也因为损失了大量的士兵马匹，《资治通鉴》载当时北魏“士马死伤过半，国人并尤之”，好多年无法发动大规模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