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奕
傅奕再次上奏《请除释教疏》，主张禁断佛教反佛，进一步陈述了反佛的思想
武德七年（624年），傅奕再次上《请除释教疏》，主张禁断佛教。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寿夭，由于自然”的唯物论观点。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权的一方，进一步陈述了他反佛的思想。傅奕把国家的兴衰治乱统统归之于佛教，显然是有偏向的，因为他只看到了佛教“乱儒教化”的一面，而对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则视而不见。
傅奕的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诏令百官议论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较多，唯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张，而中书令萧瑀带头发难，攻击傅奕为妄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但傅奕不畏权势，与萧瑀唇枪舌剑，激烈论争。教徒明概等人也一味反对，明概在《决对傅奕度佛僧事》中说：“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出于释迦，其揆一也。”傅奕据理反驳说：“礼本事于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萧瑀被傅奕批驳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最后一合双手，喃喃地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排斥佛教呢？于是由傅奕引发的这场争论终李渊一朝不了了之。
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反对佛教，曾撰写了《老子》2 卷、《音义》等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博奕的反佛理论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当时唐高祖厌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见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认为傅奕的奏疏颇有道理，于是依从奏疏，事实上，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以及寺院内部的混乱等，世俗王权在利用佛教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遏制。武德九年(626年)，李渊发布《沙汰僧道诏》，虽不像傅奕建议的那样彻底废除佛教，但其整顿、纯洁宗教的想法显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奕反佛建议的回应。李渊说：“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变，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阃阃，驱策畜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变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萎，有秽嘉苗；类彼瘀泥，混夫清水。”如此混乱与不洁，不进行整顿与淘汰怎么行呢？于是李渊决定：“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这就是李渊对傅奕建议的回答。
在玄武门之变前，傅奕曾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唐高祖把状交给了李世民。平素“虽究阴阳术数之书，而并不之信”的傅奕却诡称天意，显然在宫廷的政争中，他是倾向李世民的。一次唐太宗临朝，曾问傅奕：“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他回答说：“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
贞观十三年（639年），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他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反对佛教，曾撰写了《老子》2 卷、《音义》，并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撰写了《高识传》10 卷。临终时告诫他儿子要学习老、庄之道和周、孔学说。傅奕虽精通阴阳术数之书，但他本人并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从不求医服药，任其自然。他为人一向谨慎，“既职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故没留下来任何著作。傅奕作为中国第一个反佛主义者，对后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例如，李德裕主要从国民经济立场上反对崇佛。而从理论上辟佛，建立一套儒家理论体系来与佛教对抗的则为韩愈和李翱。韩愈著《原道》，主张：“人其人（强迫和尚还俗），火其书（烧去佛经），庐其居（改寺院为民房），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又著《原性》，提倡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心性论。李翱（字习之）则著《复性书》，主张性本无善无恶，说：“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欤！”主张恢复本性。虽然导源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实已受了佛家明心见性说的影响。唯心色彩已较韩愈为浓厚。韩愈自己从感情上深恨佛道，不但从理论上辟佛，还从行动上以死谏迎佛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一块佛骨，唐宪宗要把它迎回宫中供奉。韩愈作《谏迎佛骨表》表示反对，提出把视为佛门圣物的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因此而触怒了宪宗，几乎丧命，最后被宪宗贬作潮州刺史。韩愈在反佛的同时又辟道，除《原道》并论二氏（佛、道）外，在所作的《李干墓志铭》文中也极论金丹之害。应该说韩愈的一些主张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正论。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李的思想成为宋初道学的根源，开了理学的先河，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后来唐朝更是涌现了一批像吕才、刘禹锡、柳宗元这样反对佛教的唯物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