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郛
日本一保护日本侨民为理由攻击中国军队，导致中国军民死伤上万
1928年初，蒋氏重新上台，黄郛被推荐为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在任上，发表了对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废除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不平条约等对外交往“六大原则”。尽管依照中国当时的国力，这些原则只是纸上谈兵，实施起来几无可能，但能有勇气发表这样的宣言，也属不易。
1927年北伐期间，发生在南京外国使馆遭受散兵和暴徒袭击的“宁案”，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人发动的“济南惨案”，使黄郛的政治活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黄氏从此深陷对日外交湍急的漩涡。
“济南惨案”是日本少壮军人发动的旨在保护日本在华北的利益而针对北伐军的挑衅。日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济南，进攻中国军队，杀害国民政府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官员。重炮轰城，中国军民死伤达万计。当时的军事情形是蒋介石为了北伐的需要，只想与日本人妥协，他又不愿担当“亲日和议”的骂名，一切谈判，都由黄郛出面。黄郛多次急电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严重抗议，并致电国联寻求帮助，但投鼠忌器，对济案处理的立场无法强硬。国人对黄郛外交交涉不力强烈不满，将外交政策的失败全归结到黄郛的身上。
黄郛代蒋受过，吃足了窝囊气。他曾对张群吐露苦衷：“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多次发出“事理人情，余勇两无可鼓”之叹，最后不得不电呈国民政府引咎辞职。“济南惨案”后来由继任的外交总长王正廷以十分屈辱的条件，和日本人达成了“和解”的协议。
日本不断侵略中国领土而蒋介石却专注于内战，黄郛不得已回归政坛
黄氏辞去外交总长后，和夫人在莫干山息影了五年时间，埋头读书，经营莫干山小学和当地的公益设施。他还和一帮同道，倡议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发行《复兴月刊》。但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对华北步步紧逼，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放不下的中国，哪里还有世外桃源。1933年春，日本侵略者的铁骑已经越过长城，直逼通州，平津吃紧，华北危如累卵。国民党其时的军事力量，对日本军队完全无抗衡的可能，再加上蒋氏还把大部分的兵力用于江西的“剿共”上。中日交涉停战，已经是迫在眉睫。可是，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与交涉，是何其棘手！因为当时日本的政局，受制于冒险和争功的少壮派军人控制。这些军人为了建功，极易“蹈险”，根本是无理可谈。所谓的中日谈判交涉，只不过是让中国在谈判桌上屈膝受辱。
黄郛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屡次催召下，勉强同意担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出面收拾华北残局。
其时南京政府的高层对处理华北政局的态度颇耐人寻味，一方面需要摆出高蹈的姿态，做给全国大众看，义正词严地要求黄郛对日本人绝不姑息。无论是最高领袖蒋介石还是行政院长汪精卫，在报纸上发表的官样文章和讲话，都是如此。而私下的电文往来，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为了尽早安定华北，使得日本人不再进逼，蒋汪都最大限度地授权给黄氏，要求他“权宜行事”。除签字与承认伪(满洲)国，割让四省(即东三省)之条约外，其它条约皆可签应。
由于积年受日本人的侵略，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沸腾已极，任何对日本让步的协议，都会被视为“卖国”，因此官员在和议场中所受的内外压力，甚至大于在战场的指挥官。如此两相夹逼，黄氏直如火上被烤的猴子。到了后来，黄氏实在受不了蒋汪对外冠冕堂皇的讲话带来的窝囊气，在给蒋介石有份电报中愤然云：“弟(蒋介石)如要兄(黄郛)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在黄氏殚精竭虑的斡旋下，1933年5月，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终于签订，日本军队暂时撤出长城之外。紧接着，未公开而不为世人知晓的“北平谈判”协议、通邮通航协议，也先后签订。这些协议，屈辱地接受了日本人很多无理的要求，也使得华北的局面得以短暂的安定。
黄郛在华北任上经手的几起谈判和签约，都是在中方极端不利的前提下进行的。黄氏接受这样的担子，自己很清楚是如何的棘手。每次签约，都是在反复的斟酌、平衡和退让中进行，可以说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