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郛
一些热血青年们只知高唱爱国主义歌曲，却不知道其中的艰难
我们只要看“塘沽协定”签订后，通车通邮协议签订的艰难，就可以了解到中方为了争取一点权利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
在此次的交涉中，高宗武代表行政院参与了其中的谈判。在涉及到伪满和日本人在长城内外的利益时，他曾经和黄郛有激烈的冲突。高氏年轻气盛，对黄氏屈服于日本人的高压非常不满，屡次发电给行政院投诉。可高宗武等人的坚持有什么用呢？日本人咄咄逼人，屡屡下达最后通牒，逼使中方在他们事先拟好、不得更改的协定上签字。强兵压境，不签字就轰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光有一腔正义究竟于事无补，最后还是以黄氏的建议勉强获得通过，从而使得东三省和内地的通邮通车得以进行，名义上避免了承认伪满洲国的尴尬局面，避免了铁路缴款的损失，也避免了关外内地邮路的中断。这其中的艰难，那些置身于事外，高唱爱国主义歌曲的热血青年是难以体会的。
《亦云回忆》在“塘沽停战协定”一节，有段客观的评论：“关于塘沽停战，以及后来的通车通邮诸事，赞成反对，以地域言，愈远之处愈唱高调；故两广始终反对，而华北则切身利害所关，多持平之论”，更遑论有些人出于政治需要的恶意指责和横加责难了。沈氏又以“国家大难当头，犹意气用事，视当冲之人存心卖国，又责以万能”为黄氏鸣不平。
“塘沽协定”给黄郛一生的政治和外交生涯带来了巨大的屈辱。黄氏在华北的苦心经营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一时间责难纷起，备受指责。连沈亦云的妹妹和妹夫都不能理解，认为“大姐平日颇能规过，此次甚偏袒姐丈”，如此情形，沈亦云在书中称为“打落门牙带血咽”，黄郛承受的屈辱和压力，不是常人能够忍受的。
1933年8月，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了黄郛，他说：“这一年来的经过，一般人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亦云回忆》中记述，蒋介石为《黄膺白先生家传》所作的序言，云黄氏“志足以慑强寇之气，而势不能弭铄金之口，其忍辱负重，诚有非常人所能堪者。自来志士仁人，临汤火而不避者易，受疑谤而不辞者难，当其困心衡虑，不计毁誉。”蒋是非常清楚自己的盟兄为其忍辱负重背黑锅的良苦用心。
黄郛因一直以来与日本具有深厚的关系，便被人堂而皇之的冠以“亲日”的恶名
黄郛为什么一再接那些烫手的山芋，明知事不可为或很难为而勉力去为之，除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秉承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精神，以国家安危为念外，也是为了践行和蒋氏结拜兄弟时候立下的“安危须仗，甘苦共尝”的誓言，这也可看作中国古代士人重然诺的一种江湖义气。
按黄郛的经历和他与日本的深厚关系，他很容易被看成是亲日派。当时的舆论和报章也是这样看待他的，他甚至被冠以“媚日”的恶名。沈亦云耿耿于此，在《亦云回忆》中多有辩白。作者基于自己和日本人接触的感受和印象，和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生活的切实经历，深入剖析了当年的中日关系和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深层原因。中日之间一衣带水，从明代以后，两国关系就非常微妙。明末抗清的遗民朱舜水在安南被拒后，是被日本人收留并允其永居，成为日本当时最有势力诸侯的宾师；著名自由主义分子大隈重信创办的早稻田大学培养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即出自大隈内阁；日本近代很多著名人物和同盟会的关系以及对推翻满清的支持，世人皆知，而承认伪满洲国的，正是与国民党有十多年友谊，在二次革命时极力主张允许亡渡日本的革命党人居留的犬养内阁。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举国上下一心建国。军神乃木大将在日俄战争时，旅顺久攻不下，他的两个儿子在攻城时率先捐躯；伊藤博文出访朝鲜，有人警告会遇险，他为了日本国家利益，毫不退缩，最终被安重根刺杀于哈尔滨。作者拿这些舍身为国的日本人和当时的国民党上层人物进行相比，感叹即便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虽有建国抱负，而生活也不足以示范于人。随上下一心建国热而来的是日本人的“侵略狂”，这种“侵略狂”的肇事者多为不知战争之险的下级军佐，他们不断挑起中日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