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郛
黄郛在其遗嘱中都希望中日双方能够免于战争，和平相处
黄郛是当之无愧的日本通，日本人很重视他，把他当作中国政府有眼光的外交家。“济南惨案”后，足分利出使中国，和黄郛有较密切的接触。两人对中日之间关系的看法比较接近，认为中日之间必须相忍为治。足分利使华期间，颇得中方好评。“塘沽协定”后，黄氏辞职退隐莫干山，足氏曾拟访黄，但被黄郛以避嫌为由拒绝，足氏回国述职不久即自杀。黄氏后来非常后悔自己为了清誉，而拒绝和一些对中日关系有识见的日本高层人员的接触。
继足分利使华的是重光葵，其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重光葵解职归国时， 私下曾对黄郛透露：日本的军事力量已远较十年前为强；日本军界下层的军佐劫持上层，建功立业之心空前膨胀，对中国开战必不可免。他解说，此乃友谊，非外交官的话，此中的含义，不言自明。近代史上的中日关系，是中国外交的惨痛的伤心史。黄郛曾经感叹地说过：中国真是不幸，两个邻居（苏俄和日本）都不是善类，如果是个家，我早已搬；如今是个不可搬的国，只得先顾缓急轻重。他对苏俄始终深抱戒心，一直反对国民党联俄的策略，认为“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比，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日本这一条路”。
相较苏俄而言，黄郛对日本还是抱有幻想的。他留学日本，和当时日本上层的政治家有很好的私交。他天真地希望中日的关系能达到当时“英美”和“德奥”那样的兼容和亲密，中日即便有争，也能相互尊重。在他遗嘱的最后一条，还是忠告双方的有识之士，奉行儒家的恕道，同文同种的中日双方万无自残之理，日本应该放弃殖民华北，侵略中国的政策。
遗憾的是，这些只是黄郛一厢情愿的幻想，1936年12月6日，在第二次退隐莫干山三年后，黄郛因肝癌病逝。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七七事变爆发，一场持续八年之久，给中日双方带来深重灾难的大战，终于不可避免在中国大地上上演。
对于黄郛这一人物的评价：卓著勋功、置身革命不畏艰险
民国云谲波诡的政坛上，黄郛在政治和外交上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短短的五十七年的生涯里，参与了民国肇兴、军阀纷争到“七七事变“前中日交涉的很多重大事件。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史，都很难绕开他。
黄郛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生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这在民国的政客中确实不多见。
黄郛去世后的七十多年里，关于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评价，国共两党之间，官方和民间都迥然不同。黄郛死后，国民党政府曾经先后在1936年和1945年两次给予特别表彰，这在民国的政坛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褒词云：“智虑忠纯，文武兼资，致身革命，卓著勋劳……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评价非常之高。
在民间，黄郛一直被看做亲日派的代表，在中国的语境下，这实际上和准汉奸已经相距不远了。他经手的几起中日交涉，如北伐期间的宁案和济南惨案，在当时已经很不被世人谅解。尤为人诟病的是，在他主持下于1933年签订的《塘沽协定》，激进者直斥其为“卖国”。在正统教科书里，对他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常见的评价是：黄氏秉承蒋介石旨意，推行媚日外交，在华北推行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使日本侵略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合法化，为日本侵略华北洞开门户。
如此矛盾和对立的评价施之于一个人身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