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景崧
甲午中日战争清廷惨败，唐景崧屡次上奏反对割台
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等诸多原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惨败，被迫接受议和。1895年3月30日中日双方议定除台湾地区外实施停战，4月17日中方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终于签字。
在此前后唐景崧多次上奏，力主收回成命，悔约再战，反对割台。唐景崧反复说明割台的极大危害性，指出“北辽、南台，二者失一，我均无以立国；外洋谁不生心，宇内亦必解体。……委香港与英，乃小岛耳，贻害已甚，况咽喉肩背之地？”“未失而予人，此端一开，各国援以索地，是不动兵而可裂我疆宇，恐大变即在目前。……今一割地，以后欺凌艰苦之事惟皇上一人当之，诸臣不复见矣”。
唐景崧多次责问当道；“揆今时势，全局犹盛，尚属有为，何至悉如所索？”三国还辽交涉开始后唐又强调，“战而失与割而失，大有不同，况战未必即失耶”？“侵占之地可以让还，岂有完善之区凭空割弃…”就他的地位而论，若从个人利害计，清政府决定割台反可使他卸去守土重任，置身事外，但唐坚决表示，大局利害所关，自己“天良未泯，甘蹈危机，万死不悔”，若“割台，臣不敢奉诏”。
唐景崧反割台的鲜明态度是台湾人民爱国热忱的折射和反映。唐景崧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承认，台湾各级官员“即欲办理收束，为众所劫，无术可施。”虽然唐景崧的剀切陈词和严正责问没有也不可能说动清朝最高当局回心转意，但毕竟如实及时地反映了台湾人民的共同心愿，在客观上支持和配合了全岛上下汹涌而来的拒和抗战浪潮，对于进一步发动群众是有利的。
1895年4月18日，清政府借口保卫京师重于保台，电令唐景崧“出示劝令全台绅民，勿得逞忿一时，……致碍大局。”唐景崧接电后知道依靠清政府与日本交涉保台无望，转而提出台湾租界化、抵押台湾等设想，并直接与法国、德国方面磋商保台之方。
唐景崧积极策划保台事宜，与张之洞谋求外国保台思想一致
1895年4月25日唐在奏折中提出，“台地多煤，……基隆、宜兰金矿且多，不仅金砂也”，“如全台许各国为租界，各认地段开矿，我收其税，则利益均沾，全台将益繁盛；而各国有租界商本萃集，自必互禁侵拢，烟台、上海是其明徵。方今中外局势已成，非借西法联络各国无以自立”。
5月19日唐景崧又主张与其举借巨额外债支付对日赔款与赎辽费，“不如赎台而转押台，则费有所出。至将来赎台之费，从容计议，自有众擎易举之法”。在此期间唐景崧还与法、德代表接触谈判。
1895年5月10日他在获悉法国愿阻日割台的外交信息后致电总署，要求他们设法“密约法使，迅速派轮来台会商”。5月下旬唐景崧在台湾与法提督派遣乘舰前来的法国军官德而尼会谈，探讨台湾自主法国出面保护的可能性。驻台德国领事风闻法独保台后也主动与唐“探商”，宣称台事“独未及德，似未周到”。唐景崧特此致电清政府，并提出“今请法不请德，恐德难以为情，致添一层痕迹，似非帮交所宜。”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尖锐矛盾互相牵制，再加上无论法、德均不愿在日本已接受还辽劝告后再冒与日开战的危险，唐景崧请求外国保台的幻想破灭了。应当指出的唐的上述各项主张并非出自他的发明。
早在1895年2月底两江总督张之洞就向清政府进言，“向英借款二三千万，以台湾作保。台湾即以保借款，英必不肯任倭人盗踞，英必自以兵轮保卫台湾，台防可缓”。甲午战争期间唐景崧与张之洞时有电报往来，受张影响较大，在谋求外国保台问题上两者的思路是一致的，不过唐是呼应者和具体实践者。出卖台湾的是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而不是张之洞，更不是唐景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