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景崧
清廷割台求和时，唐景崧接受台湾乡绅拥戴就任台湾民主总统
清政府在决意割台求和后，于1895年5月20日电令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有大小文武各员，并著饬令陆续内渡”。而唐景崧却在5月25日接受台湾士绅丘逢甲等人的拥戴就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当天唐致电清政府说明原委，称台民齐集衙署”强臣暂留保民理事，臣坚辞不获。伏思倭人不日到台，台民必拒；若炮台仍用龙旗开仗，恐为倭人藉口，牵涉中国，不得已暂允视事，……倭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藁请罪”。不久唐景崧在日军大举攻台面前轻意弃台出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得不到大陆的支持是最大的原因。江苏巡抚奎俊接到唐景崧的任职通报后即致电步军统荣禄，建议“先将唐公宣示革职，以免藉口”，理由是台“如持久坚守，倭竟不能攻取，彼必还问中国，别有要求。倘台不能支，彼又谓兵力取得，非割与我。或生技节，或添兵费，凶狠贪残无所底止。更恐疑为暗助，益滋口舌”。
其次，唐景崧所用非人。据刘永福揭发，唐景崧平时重用的福建候补知县办理商务局之姚近范、藩库厅兼善后局支应任如芬以及机器局苏绍良均为无耻之徒，其中“姚近范专事逢迎，行为卑贱；任如芬兼管库款，向以私动公款，擅假上峰之用”，贪污台湾新海防捐五、六十万银两。唐景崧被这批贪官污吏所包围，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唐景崧当初滞留台湾也不是完全出于自愿。唐景崧留台本来就是权宜之计，丘逢甲等台湾士绅对此也无异议，他们在《全台绅民致电禀》中明确表示，台湾“暂行自主，……留台抚暂仍理台事”，请各国公断后“再送唐抚入京”。唐景崧原来就有临时观念，并没有真正下定决心，死守台湾。
唐景崧文官出身，并无能力统率军队，在军事上用兵不当，治军不严
唐景崧并非行伍出身，作为文官参与兵事，在福建提督杨岐珍率部十二营先行内渡后实在是勉为其难。事实上他在1883年越南山西战役中仅是主将刘永福的助手，协助指挥；次北宁之战，他做的是前线督战后方收容的工作；即使在宣光之战中他也是率偏师助攻，且未最后获胜。这些阅历表明，唐景崧从来没有作过独当一面的主帅，他根本没有能力胜任指挥全台军民抗击外敌入侵的重要使命。
在军事上，唐景崧首先是用兵不当，他着手军事部署时基本上是平均使用兵力把口，没有重点防御台防根本重地－－台北。在台北一地又想当然地估计日军必从基隆、淡水登陆，而忽视了基隆以东荒僻的三貂角澳底，只安排了两营刚刚新募来的土勇防守，给日军登陆以可乘之机。第二是治军不严，不能驾驭部下。驻防台北的直属部队广勇漫无纪律。唐景崧治军无能助长了军中浸骄之风，终于在1895年6月4日酿成台北兵变。是日傍晚“溃兵争入城，沿户淫掠，客勇、土勇互相斗，积户遍地。中军护勇为内应，总统府火发，光滔烛天”，形成不可收拾之局。唐景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狼狈出逃的。
台湾初期抗战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而军队腐败、纪律松弛、训练不足则是失利的主要症结。唐景崧作为这一时期当地最高负责人也难辞其咎。尽管如此，唐景崧在甲午战争中仍不失为一个功过参半的主张抗日的官员。他在清廷决意割台的形势下从容应付，多方筹划，稳住阵脚，渗淡经营，为台湾初期抗战在组织动员、武器装备诸方面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