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翁同龢
翁同龢在中日甲午战争、百日维新运动中，均有重要作用
翁同龢的一生，除了书法外，一件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件是百日维新运动。翁同龢在清末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翁同龢与李鸿章之矛盾，历来为学人解读不一。
翁同龢是晚清清流派领袖，其父亦是两朝帝师，有人将其与李鸿章的政见不同归为私人恩怨，无事生非，以讹传讹
翁同龢，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为晚清清流派领袖。在道、咸、同、光四朝，翁氏几代累任高官。其父翁心存、兄翁同书皆为晚清重臣，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更为两朝帝师，时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咸丰九年（1859年），翁同龢长兄翁同书为安徽巡抚，时定远为捻军和太平军围困，同书弃城。次年，寿州团练苗沛霖因与其他团练仇杀而背叛攻寿州，同书允其请，恕其前行，更以其仇孙开泰、蒙时中首级交付苗氏，结果苗仍反悔不降。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具折严劾，谓丢失疆土在先，受贼玩弄继之，奏折中更有“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句，笔笔刀刃，架当今于大义，置同书于不覆，具折人即为李鸿章。依大清律，同书被定“大辟”（斩首），实判流放西北，三年病死。翁心存亦急病死。有人便据此推测翁同龢与李鸿章同朝为官，“徇私报复，倾陷排挤，无所不用其极”。更有将翁、李二人政见不同归为私人恩怨，将民族大义无端庸俗化，进而捕风捉影，将莫须有之军费问题说成战败理由，把罪责推至翁同龢身上，此种评判实在牵强附会，不负责任，显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之嫌。若照此逻辑推测，凡同朝为官者，其先人、家人中有为对手所参而致政治落马的，为避嫌计，其人便须终身唯对手马首是瞻而亦步亦趋，对手正邪是非一概弗论乎？其论言出无据，极类街谈巷议，无事生非，以讹传讹，实为史家大忌。
翁同龢和李鸿章有隙，其实质是政见之不同，翁为清流派领袖，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形成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李鸿章则为后党重臣，翁、李之争，说到底是帝、后两党政见之争。再说翁同龢六十年为官，终其一生所涉重大事件，除开甲午战和之争另述，有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为晚清中国法制体系自我完善之典范；有支持盛宣怀（盛为李鸿章亲信旧属）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其主持之户部拨银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该行，为中国通商银行最初营运资金；更有：康梁等维新主张亦皆由翁氏极力向光绪推荐，并从户部拨银1500两作为强学会活动经费，又密奏光绪“教育为自强之本，未可遏阻，使天下寒心”，复亲自起草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奏章，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采纳康有为等汰冗员、停捐纳、修则例、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荐人才、修铁路、开银行等十二道新政，自是打开晚清政改新局面，翁本人更代光绪拟《明定国是诏》，是诏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颁布，掀开戊戌变法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