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翁同龢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为光绪帝讲读，并不断呈上西学著作，引起猜忌，被慈禧太后与下令裁撤毓庆宫书房
甲午翁、李之争。仍从翁氏作风讲起，昔年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章节，第一次进讲《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翁即反复阐述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之后，又讲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迹，以史为镜，借答两太后提问，指陈时弊，提出对策，直言进谏，为当朝少见，可称直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亲政，翁仍赴毓庆宫书房授课。此间翁不断向光绪呈送西学著作，并与光绪讨论时政，直至引起慈禧和帝党疑忌，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绪毓庆宫书房。翁氏行迹，可称贤臣。今人有论，谓翁同龢当年急欲挫败李鸿章，是以拼命主战，将抗击外敌诬为廷臣内斗所致，其论荒诞而不经，不但于翁不公，于李也不公。可以断言，主战与主和，皆是出自国家利益，政见不一，不能形成合力，这是历史的遗憾，而民族的不幸，又属必然。
甲午战争时期，翁同龢既要负责民生支出，也要负责海防支出，故请旨限制北洋水师经费，且其向来主战，可以看出对清国海军力量十分自信
甲午战事既开，中方屡战不胜。慈禧惊惧，乃令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据清人胡思敬记述：当翁问及北洋舰队接战事，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良久，反诘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对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愤然答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纪检官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于是，后人（包括胡思敬）又拿此来做文章了。其实，翁氏确以财政困难为由，限制北洋水师经费支出，且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然翁氏治户部，经费支出需统盘考虑，这是常情常识，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事为光绪十三年（1887年），其时为堵黄河郑州段决口，乃将《海防事例》改为《郑州事例》，一面是海防，一面是民生，孰轻孰重？郑州工程结束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本人均未及时提出购买新式船舰，及至甲午战事起，翁氏即令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而李鸿章之淮军所存银钱800多万两并未用于甲午战事，可见淮军兵败并非军费所致。若诚如胡思敬所言，有鸿章反诘翁氏事，当属情急搪塞之词，鸿章之机变口才可知。故将甲午战事中北洋水师及淮军败绩归咎于翁氏长期克扣及拒绝给鸿章拨款所致，实属荒诞不经之至。
顾视翁同龢平生经历，自非长于军事，李鸿章长期鼓吹北洋水师实力，翁不知底里，自是深信不疑，曾与王伯恭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及至屡战不胜，方起疑窦，于离津前令其姻亲、时任长芦盐运使季邦桢将北洋水师“将士之贤否，军报之虚实，器械之良窳”实情相告，故可以相信，翁同龢极力主战，正是出自对清国海军力量的自信，而与其一贯清流派思想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