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沛霖
苗沛霖得到豪绅的资助，组建苗家军以“御捻”，又在武凤集修筑寨墙，实力渐长，得志猖狂，忘乎所以
物质生活的极度窘迫在苗沛霖思想境界中造成的局限性，还可以从他和另一个同时代巨人的对比中看出来。这人就是曾国藩！
1856年是苗沛霖人生的转折点。那年正月，捻军横扫凤台县武家集，把那里的地主武装打得一败涂地，土豪乡绅损失惨重。他们这才想到，苗沛霖的治兵之策并不全是花拳绣腿，或许有其道理。苗沛霖也不失时机聒噪老调，打着“御捻”的旗号，在豪绅的资助下组建苗家军。当年朱元璋提出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治方略。苗沛霖从老乡那得到启发，提出“高筑寨，广积粮，先灭贼，后称王”的政治策略。苗沛霖首改过去原始村落的自然形态，挑沟筑寨，把武凤集这个原本闲散的村落变成一座壕沟深掘，寨墙高筑的城堡。以后的战争进程证明了苗沛霖此举的英明。一时间皖北，豫东一带这样的圩寨如雨后春笋似地拔地而起。捻军从中受到启发，亦开始大规模地修建圩寨。今天豫东沈丘、项城一带的广大农村还有许多冠以“寨”字的村落,就是因苗沛霖当年的发明留下的战争印痕。
由于策略正确，战术运用得当，苗沛霖的势力迅速膨胀。四年中就成为据圩寨数千，拥众十余万的地方势力。加之这时的苗沛霖又结识了在皖督师的满清权贵、钦差大臣胜保，并引为奥援，政治上屡受举荐和擢升。此后仕途通畅，直至官居二品。此时的苗沛霖可以说已初步具备了和当年曾国藩相似的机遇和条件。但苗沛霖的骨子里缺少的是曾文正对财富的漠视，对势利的淡然，更缺乏曾公久居官场养就的政治敏锐和远见。这种个人素质的巨大差异直接导致了两人悲喜迥异的人生结局。
苗沛霖发展壮大了苗家军，欲与清廷抗争，建立“天顺王国”，做起了家天下的王者之梦
用风雨飘摇来形容1860年的大清王朝再恰当不过了。南方太平天囯如火如荼，北方捻军起义遍地开花，大清政府捉襟见肘，八旗绿营顾此失彼。英法两国又落井下石借机制造事端，挑起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于这年的8月24日占领天津， 10月13日攻陷北京。咸丰带领群臣妃嫔奔逃热河，还强撑面子美其名曰“秋狩木兰”。胜保急忙致信苗沛霖，敦促他率精锐兵丁“兼程驰赴，克日来京”勤王。苗沛霖嘴上说“见义兵莫大于勤王”，实际上并不准备奉调北上，倒是私下里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当时的形势让苗沛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其机会主义投机本性也在这时得到最充分的显现。他错误地判断形势，误以为自己割据一方，崛起于官匪之间的时机到了，忙不迭地自树大旗与大清分庭抗礼。后建立天顺王国，称“河北天顺王”。然清政府虽境遇险恶，但毕竟气数未尽。
清廷为化解满族亲贵胜保与袁甲三等汉族将领的矛盾，将胜保调往陕西。改授湘军将领李续宜为安徽巡抚，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全省军务。刚刚反正的苗沛霖为了把湘军挤出淮北，于1862年11月27日，唆使部将王金魁对驻扎颍州的湘军寻衅，王金魁杀死湘军采樵兵勇九人，12月1日，又嗾使李万春部杀死湘军樵勇三人，掳去七人。曾国藩当时手握重兵，极盛一时，但因担心湘军与苗沛霖正面冲突会引起他与僧格林沁的不合，便主动奏请撤出寿州、正阳防区。其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敝军若愚苗党开仗，必与僧邸（指僧格林沁）南北水火。今日之天下，岂堪将帅更有水火之争？故不能不早退一步也。” 曾国藩出身阀阅世家，饱读经史，早年即中进士， 其怀济世解危之才，绝僭越非礼之欲，创巨业，仍知进退；视大局，能摒私愤，当不愧为近代中国之第一大儒。 曾文正公这种忧国思民的情怀，正是苗沛霖所不具备的。苗沛霖在穷急，穷怕的时候，挺身而出追求荣华富贵，这在弱肉强食的年代里本无不可。他的悲剧只在于发达以后，仍无限制地以膨胀个人私欲，做起了家天下的王者之梦。
贪婪，狂妄一旦和短见掺在一起，毁灭和失败就是他必然的归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