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煦
吴煦奉命督带洋枪队，因为无节制扩军遭迁怒，从此沉沦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江苏巡抚薛焕以华尔洋枪队在松江抗拒太平军“得利”，奏请将洋枪队改名“常胜军”，上谕加吴煦“督带常胜军正任”之职。吴煦怎样也未料到，这个“督带”却是一顶带刺的桂冠。清政府对外国侵略看之所以由拒绝到启用，是出于形势所迫，因此既想利用又怕难以驾驭，对外国侵略者始终处于重重疑虑之中。当清廷发现华尔旧部初不过千人，吴、杨漫无限制，陆续增至四千五百人，月饷七、八万两，且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感到十分不安，于是便迁怒于这位“督带”。十月十五日，上谕严令“嗣后若再有增添及不遵调度约束之处，即着将该道等（按指吴煦、杨坊）严参治罪”（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厄运来到吴煦的政治生活之中。
同治元年九月，上海又发生了“常胜军”统领美国人白齐文殴官抢饷事件。原来华尔在浙江慈溪被太平军打死后，吴煦以白齐文“材勇可任”极力推荐（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今番白齐文不听调遣，拒绝随吴煦同率从英方租来的船队“赴援金陵”，却带勇数十到杨坊家中，殴伤杨坊，又刃伤其戚属，乘机将预备发饷之四万两白银抢去。这场闹剧，即使清廷大为恼火，又惹怒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封疆大吏，朝野震动，于是这位常胜军督带成为众矢之的。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怕责任弄到自己身上，慌忙向朝廷参奏，“该道（按指吴煦、杨坊）等创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又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制，办理不善，咎亦难辞。应请旨将吴煦、杨坊暂行革职，仍令妥筹接办事宜，以观后效。”“如该军仍前犷悍，应责成吴煦、杨坊妥为裁遣，一手经理，不得置身事外，希图诿卸。”革了职还要负责到底。李鸿章不但为自己开脱，还向清廷献计，说“赴金陵，雇用轮船及添购军火，价值颇巨。兹既赴援不成，此项银两不准开销税款，应令吴煦杨坊自行赔补。”（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上谕照准，但未摘其二品顶戴，算足留给吴煦一条出路（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吴煦万般无奈，交出官印，在宦海漩涡中开始沉沦。
有人秘密告吴煦的状，将他勾结洋人的丑闻披露，引起公愤
实际上，早在白齐文抢银事件发生前，就有人在奏参薛焕的密折中也告了吴煦一状，说“吴煦、俞斌在上海洋泾浜地方开设钱铺。又合伙包估洋船、沙船，贩货至汉口及莱、登各海岸。皆假托宁波、广东商人字号，掩人耳目。”又告其子“吴宗麟，系候补郎中，寓居上海道署，出入驺从，百姓有‘小藩司’之称，气焰均极薰灼”（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同治元年五月二十日，丁母忧回吴江原籍的前詹事殷兆镛奏参得更具体，他说：“吴煦精心计，在上海开茂记、绂记、元盛、元丰等银号，凡交捐非伊号银票不收，商贩沙船、火轮船及洋行存银甚多。”（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九月，殷兆镛又奏劾薛焕、吴煦二人，为了镇压太平军，不惜割让沪区民地，又私向洋人买回盖屋收租肥己之罪行。而吴煦命仆人偷偷地与外国人洽办“购储鸦片及出租房屋牟利”之丑闻，亦未瞒过其上级鹰犬的耳目，终于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可见其所作所为，早引起公愤。
殷兆镛的奏折到达朝廷，慈禧太后知道了吴煦的劣迹，即命曾国藩查办。八月廿九日，曾国藩固奏“臣查吴煦开设银号。置买海舶，牟利营私，系属实情．”这一结论无疑给吴煦定下大罪。但是曾国藩又说：“臣与李鸿章久拟列款参奏，惟苏藩、关道二缺，一时难得接署之人。又苏、常失陷以后，上海屡濒于危。吴煦联络洋人，保全要地，具有微劳，且其广交洋商，厚结华尔，吴煦之进退，于华尔全军略有关系；华尔之向背，于英、法各国略有关系，不得不周详审慎，三思后行。俟上海关道一缺遴委得人，再将吴煦事迹会折参奏。”（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四、五》。）曾国藩在奏折中对吴煦貌似公正，实则既打又拉，不过认为吴煦眼下尚有用处，后来安排了湖南长沙人黄芳署理苏松太道，奏准由刘郇膏兼署江苏布政使，就把吴煦一脚踢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