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倭仁
倭仁出身普通，研究心理学，非常用功，收到多人推崇
倭仁并没有显赫的家世。先辈是驻防八旗中下级军官或普通士兵家庭，属中下层旗人社会。倭仁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驻防地开封度过的。 道光九年（1829年），倭仁中进士，殿试时被取为二甲第三十四名，赐同进士出身，选庶吉士，被授为编修，历任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 他早年官京师时主要的社交圈子便是河南同乡。当时，与倭仁交往甚密者主要有李棠阶、王鵴等人，他们旨趣相投，究心理学。道光十三年（1833年），成立“正学会”，定期“会课”。参与者每天将自己的举止言谈甚至思想写成“日录”，相互交换批阅，大约十天左右在与会者某一人家中集会，当面品评得失。当时倭仁与李棠阶等人的“会课”所讨论的主要是王学，这种“会课”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李棠阶离京出任广东学政，前后达十年之久。
道光二十年（1840年），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唐鉴再次到京师做官，倭仁和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都聚集在了他的周围。唐鉴独究心于程朱性理之学，倭仁自从向他问学以后，便开始了他的学术思想的转向，弃王学而改宗程朱，终身笃信程朱理学。由于唐鉴的介绍，曾国藩此时得识倭仁，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唐鉴对倭仁的评价：“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曾国藩与倭仁订交后，两人终身相交于师友之间。曾国藩对倭仁的理学修养工夫很钦敬，也学他的样子写日课，彼此互相批阅日课册，共同切磋。倭仁要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敬畏有加，只加圈而不敢加批。他在与弟书中称倭仁为“令人对之肃然”的“益友”。就这样，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交与学术圈子以后，倭仁很快受到唐鉴、曾国藩、吴廷栋等人的赞赏与推崇，从而在当时京师理学家中，取得较高的地位。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被提拔为詹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被迁移为大理寺卿。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唐鉴告老南还，此后，倭仁成为京师理学的重要支柱。
咸丰帝即位后，倭仁上疏分辨君子与小人行径，被授予副都统衔
道光三十年（1850年），文宗咸丰帝即位，为振刷纪纲，励精图治，诏谕内外大小官员工上书陈言，献计献策。时为大理寺卿的倭仁自恃经纶满腹，企图一展抱负，特上《应诏陈言疏》说：“国家行政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而用人又先要辨别君子与小人。君子和小人都是难以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的，但是他们做的事却是显而易见的。总的来看大抵都是君子拙劣，而小人善于逢迎；君子为人处世稳定，而小人善于摇摆；君子爱惜人才，小人大多排挤与自己政见不一之人；君子都图谋远大，以国家的发展为先，而小人大多只看眼前，以聚敛财物、刻薄待人为己务。遇事刚正不挠、无所阻挡的人，那才称得上君子；善于逢迎、工于趋利避害的人，都是些小人。所以，以皇上的聪明之资，肯定能辨别君子小人而用之。君主掌握了用人之术，才能国家大治。”咸丰帝看了他的奏疏之后，称赞他敢于直言，于是晓谕大小臣工以倭仁为榜样上疏进言 。不久，礼部侍郎曾国藩上奏了用人三策，咸丰帝看了之后又想起了倭仁先前的奏疏，于是起草了同样的话给予勉励 。
接着，清廷授予倭仁副都统衔，充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大理寺少卿田雨公上疏说倭仁充任帮办大臣是大材小用了，咸丰帝说：“叶尔羌帮办大臣是边疆要任，不是闲散的职位。如果只将外任官员上迁，那岂不是有违国家文武兼资、内外并重的大政方针吗？”咸丰元年（1851年）正月二十日，倭仁走马上任。尽管倭仁对此次外放心存芥蒂，但是，他毕竟是“奉天子命，出守西羌”，因此，远在叶尔羌的倭仁仍然心系朝廷，对国家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