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倭仁
倭仁见咸丰没有作为而上疏，咸丰任命他为同治帝帝师
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倭仁有鉴于咸丰帝即位以来政治上毫无起色的情形，从叶尔羌上《敬陈治本疏》，大谈“治本”之论。倭仁所谓的“治本”是要“皇上立必为尧舜之志”，这仍是正统的儒家政治伦理，出自理学家的倭仁本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对于被太平天国运动搅得日夜不得安宁的咸丰皇帝来说，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咸丰皇帝看来，倭仁的“治本”之论当然并非不对，只是这些“统论治道”不切实务的“空言”，实在无助于当务之急。
咸丰三年（1853年），倭仁弹劾叶尔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爱玛特任意摊派路费以及护卫索赃等几款大罪，清廷下诏训斥他没有经过确认就上疏弹劾，任意参奏，于是将其下部议罪，降三级调用。并因此结束了他在叶尔羌或许本就不该有的无奈生涯。咸丰四年（1854年），侍郎王茂廕等请命派倭仁会同筹办京师团练，咸丰帝因为军务并非他所长，未同意他的建议。不久命倭仁以侍讲候补的身份入直上书房，教授惇郡王读书。 咸丰五年（1855年），被提拔为侍讲学士。历光禄寺卿、盛京礼部侍郎。咸丰七年（1857年），又调任户部，管理奉天府尹事，又上疏弹劾盛京副都统增庆、兵部侍郎富呢雅杭阿。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署理盛京将军。在盛京的任职，不仅使倭仁的政治地位有所上升，而且在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一些官场处事经验。其政治阅历和经验逐渐成熟，提出了昔人论政曰：“尽心，平心。尽心、忠也、平心、恕也。人为政为学一以贯之矣”。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倭仁作为朝廷的使臣出使李氏朝鲜，颁布咸丰皇帝去世的“遗诏”和同治皇帝登极的“恩诏”，这预示着倭仁的政治生涯开始出现转机。
同治元年（1862年）元年，倭仁升任大学士、官拜工部尚书。两宫皇太后因为倭仁老成持正，并且学问优长，特命他作为同治帝的帝师。倭仁缉查古代圣贤帝王的事迹，并且搜集古今名臣飞奏议，整理之后进献给同治帝，被赐名为《启心金鉴》，放置在弘德殿作为皇帝学习的教材。因为倭仁素来严厉持正，所以同治帝对其尤为忌惮。七月，任协办大学士；闰八月，任大学士，兼管理房部事务，旋授文渊阁大学士。
倭仁思想守旧，反对西学，与恭亲王辩论，遭到羞辱
同治六年（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是近代中西文化的首次交锋。在这场争论中，倭仁是反对西学的主角，也正因此而使倭仁在晚清历史上以顽固保守著称。京师同文馆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同治五年（1866年）底，恭亲王奕訢等正式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拟从满汉贡生、举人、进士、翰林和该各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中招考学生，由总税务司赫德招聘西人在馆教习。殊不知却因此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就在恭亲王等人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举措顺利实施之时，反对派已在酝酿抵制。同治六年（1862年）正月二十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的奏折揭开了这场大论争的序幕。张盛藻反对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认为这样就会使“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士人误入歧途。可是，张盛藻毕竟人微言轻，他的奏疏遭到同治帝谕旨的严厉训斥。
张盛藻的意见被压制后，倭仁亲自出场，随即卷入论争之中。他与恭亲王奕訢等针锋相对地进行了两个回合的论战。他从立国之本的高度立论，反对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担心“变夏为夷”，将问题的严重性夸张到有亡国灭种危险的地步。以倭仁的学养与地位，清廷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在倭仁上奏的当天，两宫皇太后即召见倭仁，并把他的奏疏交由总理衙门处理。三月二日，恭亲王奕訢等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重申增开天文算学馆以招收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月十九日，奕訢等人上奏承认：“此举之把握，本难预期”，显得底气不足了。但他们并不甘罢休，于是抓住倭仁奏疏中“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不必师事夷人的把柄，对倭仁反戈一击，要倭仁“酌保数员”，另设一馆。这个建议得到谕旨允准。这下可为难了倭仁。三月二十一日，倭仁据实陈奏、“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更使倭仁难堪的是，就在同一天，清廷还谕令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至此，双方争论已到白热化程度。朝廷的故意为难已使倭仁狼狈不堪，而奕訢等人在朝堂上的当面围攻更使拙于言辞的倭仁倍感羞辱。几经折腾，倭仁终于气得病倒了，于是，他托病坚持不去总理衙门上班，朝廷也无可奈何。倭仁与奕訢等人的正面冲突就此平息。
同文馆之争是近代中国关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第一次大论争。在此过程中，倭仁以“本末”论和“夷夏之防”的观念为思想基础，否定西学的价值，从而认为向西方学习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还会有导致中国文化沦亡的危险，充分显露出倭仁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保守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