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继善
尹继善爱民如子，爱岗敬业，影响较大的措施是剔除漕弊、整理仓谷
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帝撰《怀旧诗》，将尹继善置于“五督臣”中，称：八旗读书人，“继善为巨率”，“政事既明练，性情复温厚，所至皆妥帖，白是福星辏”，又云：“尹继善公正端厚，所至以爱民为先务，故甚得名誉，临事不动声色，而大小悉就理筹画，河工诸务并协机要。”现在看来，乾隆这一评价是比较公正的。
观继善之为政，最显著的特点是使百姓能沾实惠，如督两江时，曾公开发布办赈条告，严禁属员侵蚀赈灾物资，称：“倘不肖有司克赈肥家，一有见闻，断不能幸逃法网，即本部堂稽察有所不到，吾知天理难容，子孙将求为饿辞而不可得。”督川陕时，曾改变前任弊政，在乐山等地开采铜矿，“广资接济，地方穷民亦得籍以佣工觅食，于民生大有裨益。”对当时影响较大的措施则是剔除漕弊、整理仓谷。
康熙及雍正初年，江苏征收速粮，“积弊多端”，有的地方官以脚费为名，一斗只准作六七升，另外还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鄂尔泰任苏州布政使时，曾拟整理，然仅提出初步方案即调任广西。雍正六年，尹继善任江苏巡抚，次年上《厘剔漕事疏》，建议漕粮每石征收漕费六分，一半给旗丁，一半给州县，为办漕之用。实行这一办法后，“一切耗米斛面尽行禁革，”“有遗粒在斛之铁边者，亦谓之花边，令民自拂去。”与此同时，尹继善严禁各种征漕陋规，将玩法之兴化知县等严参，又“密行查访”，“明加儆戒”。经此一番整理。百姓负担大为减轻，此后继任的江苏巡抚如陈宏谋等均沿继善遗规，故赵翼云：江南“漕务肃清者凡四十余年，皆文瑞（即尹继善）之惠也，宜吴人思公至今犹不置云。”
在清代。采买存仓米谷极易滋弊病民，“向来州县采买仓粮，多有按亩强派，不照市价采买，而承办之书役家下又借端勒派，克扣分肥，其中弊端不可枚举。”为此。尹继善大力整饬。他一方面请求清廷“特颁谕旨，将短价采买之事，勒石严禁，俾大小官吏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又将失察书吏低价强购之官员题参，将舞弊书吏严审，从重治罪。更重要的是，尹继善认为，各州县采买仓粮应以不妨碍百姓生计，不致物价暴涨为前提。象乾隆十三年（1748）江苏巡抚安宁不顾物价昂贵，人心浮动之现实，以“江省仓贮空虚，”下令大量采购米谷，弄得民怨沸腾。尹继善及时密奏乾隆，制止了安宁的蛮干。乾隆十五、十六年，上下两江因连年偏灾，政府赈贷平泉，仓库空虚，缺额多达150余万石，十六年秋收成稍好，按常规应大量购买补足，但尹继善却不如此，他指出：甫经灾荒，物价本来偏高，如大批采购，必然导致物价暴涨，造成社会不稳，故“饬各州县采买，以一半为率，其已足额之半者，暂行停缓，如买不及半而市价骤增，亦即停止。”二十九年，尹继香又为仓粮之事专门上奏乾隆，系统阐明自己的见解，他说：仓粮进出，不应根据传统的存七粜三之例，而应因时因地制宜，“请嗣后各省州县凡存仓米谷，除实遇欠收之年，米价过昂，非粜三可济民食者，不妨额外多粜，准其据实具详酌量办理。其寻常岁抬价平之年，不必抱定粜三之例，或可竟全数停粜，或止酌粜十之一二，总看各处情形，临时酌办。庶春间少卖一石，则仓内多一石之积贮，秋成少买一石，则民间多一石之米谷，似于民食仓庾两有裨益。”继善为官，遇大事胸有主见，且敢于直陈无隐。李卫、田文镜本系雍正令其效法之模范总督，继善却不轻加附和。雍正七年，尹继善署总河甫数月，浙江总督李卫过清江浦，称自己已面奏皇上：黄河水浅，天然坝开固无妨。尹继善对其主张不以为然，遂具折斥其错谬。云。“夫治河之道，不在水之浅与不浅，只在底之深与不深，”李卫“不知底深而岸高，反以水小为河浅，此诚不谙请河务之论也。”草拟奏疏时，幕中宾客无不为其担心，有人甚至治装求去，但继善不为所动。此事结果出乎意料之外，雍正一见此奏即赞赏不已，云：“卿有定见，朕复何忧？”认为继善治河，“可谓不负朕之任用矣。”
尹继善直言不讳，按事实说话，为唐绥祖免除大祸，并使山东百姓及时获得救助
雍正十年冬，尹继善入觐，时江南发生灾荒，河东总督田文镜欲夸所属丰收，竟不顾山东受灾事实，提出以东省之粟助赈，按察使唐绥祖密奏山东遭灾，粟宜留，雍正遂问尹继善，继善所奏和唐绥祖同，雍正说：“如卿言，山东诚灾。第绥祖，田文镜所荐，不宜异议。”继善对曰：“臣闻古人有申公宪以报私恩者，若臣作田文镜，只知感愧，不知嫌怨”，雍正深以为然。不久，唐绥祖调入京中，授太常寺卿。继善之直言，不仅免除了唐绥祖一场大祸，而且使山东百姓及时获赈。
论及尹继善政事，很少有人知道他对平准平回、统一新疆做出过贡献（甚至与其交情亲密的袁枚对此也几乎一无所知），大概因其署陕甘总督为时甚短，前后仅仅八个月（乾隆十八年正月至九月），而西师之役中，军需诸务主要由黄廷桂经理的缘故。其实，尹继善署陕甘总督时间不长，但却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即清廷正密切注视准噶尔情形，以便待机而动。尹继善到任后，积极备战，筹措军需，下令凡备战马驼，必须膘壮驯熟，“倘有以口老病废充数，或缺额不即补足者，即行揭参，并勒限查竣报明督提，”此外，还派人勘查口外道路及水草分布情况，以保证大军出师顺利。十八年（1753）六月，尹继善以准噶尔“近来新换台吉，夷情未定，防范之法更宜加倍，”提出应采取十种“防范”措施：一、安西将军宜慎选得人；二、备战官兵应挑选精锐；三、奋战驼马应加意喂养以归实用；四、口外路径宜先勘明水草；五、派往哈密官兵应携带鸟枪以资御侮；六、哈密防所铅药应多为预备；七、哈密兵粮应预为筹酌；八、分贮银两立宜就近酌备；九、哈密一带城垣宜修理坚固；十、哈密牧畜种地宜在附近处所。这十条名曰“防范”，但其核心内容却是在为清廷出师平准做准备，而当时乾隆尚未做出这一决定，可见尹继善在这一问题上颇具先见之明。正因为如此，当大军底定伊犁，乾隆拟在热河设宴款待归降“诸夷”时，特召尹继善前往，谕曰：“江南总督尹继善，厚重有体，来与斯会。足壮观瞻。”
作为雍乾之际一代名臣，尹继善在朝野上下享有崇高声誉，时人称其“神化丹青，草木知其姓名；亭毒元气才h夷问其起居。”尤其是任职长达27年之久的东南地区，“民相与父驯子伏，每闻公（尹继善）来，老幼奔呼相贺，”及其去世，更“军民悬画像，上女咽悲喉”，哀声一遍。事实上，早在雍正末乾隆初，年富力强的尹继善即已为朝野有识之士看好，在京师，“闻论相者辄曰：尹公，尹公。”然而，事违人愿。此后他却长期任职外省，宦途蹇滞，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方“入阁赞抠衡”，时继善已年届古稀，垂垂老矣，原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