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继善
尹继善与东南百姓感情深厚，视江南如故乡，乾隆三十年离任百姓对其依依不舍
十八世纪的雍乾时代，人文蔚起，聪明俊秀之士，蜂出并作，或皓首穷经，或赏月吟风，各领风骚，点缀繁华。其时八旗子弟，经上百年文学熏陶，也翩翩然以斯文相尚，其好学颖悟之士，更有争胜于汉人者，时人感叹道：“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而尹继善则是当时八旗文坛的领袖人物。
尽管尹继善和乾隆在政事上时有冲突，但二人却有一个共同的癖好，那就是吟咏。乾隆以诗遣闷，以诗抒体“爱乐纷哉何所托？积成三万首余吟”。继善则“生平无他嗜，惟好吟咏”，“诗等牛腰。”“公薨时。满榻皆诗草”。继善之诗，“婉约恬雅而切近事情，深有思致”、在清代诗坛颇负盛名，论者称其“行间消蹈厉之心，言外得中和之气”，“清词丽旬，虽专门名家自愧不如”。其寄继室鄂夫人两首可以说颇具代表性：“故乡却似在江宁，岂为思家有泪零？别后无眠嫌夜永，行来到处爱山青。每看野店三更月，知望银河两岸星；石径风微斜照里，寻梅可到小池亭？正因被薄欲加棉，又接音书短榻前。对雪遥思长路冷，围护更虑晓水坚；不言家事知余苦，频寄征衣赖汝贤。依旧疏狂应笑否？偷闲时复耸吟肩。”
继善论诗极细，有“差半个字”之说，并认为言为心声，“古今未有心不善而诗能佳者”，故其诗虽平淡工稳，但往往失之拘谨，不如袁枚之诗，纯出性灵，潇洒自如，这大概源于二人教养、地位之差异。
继善自己好诗，其家庭也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氛。鄂夫人“贤淑能诗”，长于应对，诸公子也皆能诗，而推第三子庆玉为最。庆玉，号两峰，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日，文瑞公（即尹继善）退朝，召两峰曰：今日我疲矣，皇上命和春雨诗，我不及作，汝速拟一首，我明朝要带去。两峰构成送上，公已酣寝。黎明，公盛服将朝，诸公子侍立阶下，两峰惴惴。虑有嗔喝。忽见公向之拱手，曰：拜服！拜服！不料汝诗大好。回头呼婢曰：速煨我所吃莲子给三哥儿吃。两峰大喜过望，四公子树斋（庆桂）笑曰：我今日却又得一诗题，诸公子问何题，曰：见人吃莲子有感。”
尹继善对满洲传统的骑射颇为生疏，秋狝作时。乾隆曾令其射一疲卧之鹿，继善连发三箭始中鹿身，鹿中箭后跳起，带箭逃去，继善亦无可如何。但对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却勤学苦思，潜心研究，“每公余，一卷一灯，如老诸生，寒暑勿辍。”自唐宋以后。东南即成为汉文化之重心，尹继善长期任职东南，延接俊流，抚绥百姓，与该地建立了深厚感情，“视江南如故乡，渡黄河则心开”，及乾隆三十年离任入阁，依依不舍，凄怆伤怀，“先别栖霞，再辞蜀阜，凄然泣下”，江南士民也“环送悲号”，“公不能舍江南，犹江南人之不能舍公也”，这在官民关系趋于紧张的乾隆中期，不能说不是一大奇观。追溯其由，大概与他和东南文人之交往有关。
尹继善爱惜人才，懂得奖扬斯文，引导风流，深得民心，故而声名远扬
东南文人荟萃，作为地方首长，尹继善宏奖风流，“爱才如命”，“闻人才后进，则倾衿持推毂，提训孽孽”，故颇得士心。当时，继善之幕府招览英才，名声大著，故其诗在“幕府多才罕俦匹，儒雅风流谁第一”之句。不仅如此，尹继善还和诸名士同游名山胜水，诗酒赓和，略无虚日，象曹西有、宋宝岩、秦大士、蒋士铨、袁枚等，都是经常出入于两江制府的知名人物。而尹继善才思敏捷，也颇受当地文人推崇，时人记述：尹继善初到江南，遇海宁文人杨守知，知其为老名士，遂加奖慰。守知叹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继善应声答道：不然，君独不闻“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乎”？杨守知骇然，出语人曰；不谓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属风流。乾隆十三年，尹继善与钱陈群遇于苏州，二人吟诗唱和，多至十余遍仍不罢休，一时送者马疲人倦。及陈群至嘉兴，继善又追寄一首，钱陈群于是致书请求休战，云：岁事匆匆，实不能再和矣，愿公遍告诸人，说香树老子，战败于吴江道上，何如？恰逢袁枚过苏州，见陈群信，遂赋诗道；“秋容老圃无衰色，诗律吴江有败兵”，继善喜，又转与袁枚叠和不休，一时成为诗坛佳话。
在与尹继善交往的东南文人中，袁枚无疑是过从最密的。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乾隆四年中进土，年仅24岁。袁枚长身鹤立，风彩照人，以诗文名于时，为诗坛宗仰者凡五十年。尹继善对袁枚的才识极为欣赏，当袁枚参加朝考时，曾力加举拔，及其调任两江后，二人交往甚密，“偶然三日别，定有四更留、”及继善入相，曾告诫袁枚“慎厥”，袁枚抱怨道：“枚乞养山居，原不敢望履于公门矣，而公挟师傅之尊，强召之，宿留之，出诗文以唱和之！”其实。袁枚内心何尝不以与继善交往为荣，常常不待室召即入督署，甚至“直入内室”，继善姬侍亦不回避，以是人多物议。若论文学，二人持论并不相同，继善为诗讲究韵律，好和韵。叠韵，”每与人角胜，多多益善”，袁枚却认为和韵、叠韵有悖“性情”，“忘韵，诗之适也”。然二人均生性风流，性尚风雅，故仍彼此推崇，情谊深挚，袁枚诗文集中，关于尹氏父子的诗文多达二百余篇。继善去世，袁枚悲不自胜，作《哭望山相公六十韵》，数年后，仍思念不已，有《梦尹文端公诗》：“已绝人天路不通，无端昨夜坐春风；离离燕寝清香在，款款慈云笑语同；白发三更红短烛，黄鸡一唱绛帷空；莫嫌梦境迷茫甚，到底今生又见公！”其辞凄切婉转，非泛泛应时之作可比。
从尹继善的文化素养以及他与袁枚等人的交往，也许可以看出清廷为什么让其长期任职东南，而不象当时一般督抚那样频繁调动。东南不同于内地，它拥有一个队伍相对庞大的文人群体，即普通百姓，文化素养也较内地为高，要使民情悦服，单靠“清”和“能”还远远不够。象黄廷桂本系雍乾之际一大能臣，但任两江总督不到三年，就声名狼藉，连乾隆也说：黄廷挂于“江省不甚相宜。盖南人风气柔弱。而黄廷桂性情刚躁，几于水火之不相入”，“受其呵斥者固不能无怨，即为奖许者亦不以为感，久之其何以行其威令，必令久于江省未免用违其长”，故令尹继著取而代之。确实，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不但要求统治者正直廉明，也要求他们懂得顺乎自然，宽缓为政；不仅要求他们推崇正教，也要求他们懂得奖扬斯文，引导风流。以具有深厚汉文化素养的尹继善为两江总督，可谓政得其人，人尽其才。时人称尹继善“就论风雅已压群公”，“在江南慈祥恺悌，沾洽闾阎，而官吏格心敛手，无敢稍为乾没”，即反映出他深谙治理两江之道，对此，精明的乾隆当然十分清楚，故称：“满洲翰林中，优于文学兼能通达政事者无出尹继善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