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继善
尹继善为官数年，身染官场习气，虽为官清廉，然性机警善于阿谀奉承，其行为为乾隆帝所不齿
在传统社会，大凡久历宦途者，必染官场习气；声势显赫者，多谙人情世故，巧于趋利避害，尹继善可谓数者兼具。故袁枚和诗有“身如雨点村村到，心似玲球面面通”之句，大学士史贻直闻之，笑道：“画出一个尹元长。”
继善为官，清廉自持，人称其“少年封疆，以官它为家，清廉自爱。”然性机敏，为人老成，尤能窥测主上意旨，借机显示自己的忠诚与才干。如雍正六年，尹继善甫任封疆，到任不久即投雍正所好，以清理亏空、积欠为言，论及江南积欠，竟不惜贱辱前任，称；“虽拖欠之故，亦有岁时丰欠不齐，然大半皆从前各官邀誉市恩，怠玩之所致也，”又称：“欠粮之徒，均属顽梗之辈”，表示自己“才识短浅，不敢云必能清理，惟以朴诚自矢，一往直前。断不敢邀誉市恩，随声附和。”只是雍正后来令暂停征比，江南百姓才得免遭一场浩劫。至于亏空，则云：到任三月以来，“其中一切弊窦亦渐次败露，查确者业经陆续题参，”雍正朱批：“好！详情酌量为之，不可懈怠，亦不可急迫，秉公实力办理。”
降及乾隆继位以后，尹继善更多奉迎之举，为迎接南巡，将江南名胜搜访殆尽。二十一年九月，尹继善奏请举行南巡盛典，云：“栖霞胜景颇多，臣于原奏之外，续又搜得数处，已经酌量增修，其余名项工程亦略有添改，现在逐一绘图，容臣到京时恭呈御览。”其时象幽居庵、紫峰阁诸奇峰异景，“皆从地底搜出，刷沙去土至三四丈之深”，继善嫌摄山水少，特开两湖，名曰：“彩虹”、“明镜”，袁枚尝作诗戏之：“尚书抱负何曾展？展尽经纶在此山，”连大学土傅恒也分属员拟诗相嘲：“名胜前番也绝伦，闻今搜访更争新。”后入则称：尹继善“于上之南巡，有意迎合，伤耗三吴元气”，甚至讥之曰：“非此，尹不得四督江南。”
然而，对任何明智的帝王来说，臣僚的奉车迎绝不应该成为获宠最主要的原因，脚踏实地的竭忠尽智应是每一个臣子安身立命的资本。在这方面，生性敏感的乾隆比雍正更加重视，也更加清醒。 乾隆初年，尹继善处境还算顺利，除元年因未及时报告云南收成状况遭申饬外，所办事务大多称旨，乾隆对他也颇为信任。四年八月，特谕继善：“目今政治虽已清明，尚未臻于美善；闾阎虽无扰累，尚未能遽跻于丰盈；风俗虽不甚浇漓，尚未能革心而向道；官吏虽颇为整饬，尚未能弊绝而风清，”希望君臣共同努力，为大清立“万年不拔之基。”然此后不久，尹继善却迭遭斥处，关键原因是：乾隆认为尹继善好名用巧，居心不诚。
其责尹继善为政用巧，云，“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匙。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惯用此术，方现承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诸臣心术才具日熟复于朕胸中，任术取巧者皆洞见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还指责尹继善办事，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见。”
其责尹继善沽名邀誉，主要斥其好名市恩，谓其“素有虚名。”十六年将尹调为两江总督，乾隆谕曰：“此处系向来得名之地，亦即失实之地，应如何奋勉，卿其自筹。”十八年尹继善署陕甘总督，审理延安营兵丁聚众鼓噪案，乾隆嫌其对肇事者处罚太轻，在其奏折上批日：“此事又生好名之心，奈何？”降旨：“尹继善所审拟延安营兵丁聚众不法一案，是该督好名市恩之念并未竣改，不止失之宽纵而已，”“尹继善系屡次获咎之人，经朕加恩宽宥，每事谆切训诲，以为伊必感激奋勉，涤除积习，而不谓其仍然故态也，”“若不亟思痛加竣改，则伊将来获罪之处，朕不能料其作如何究竟矣。”尹继善捧读上偷，“惶惊无地，”称自己“限于才识，遇事每多错误，”乾隆批道：“汝非无才，正以才识为累耳。”并将尹继善作为反面教材，戒饬其他官僚，如二十一年谕江南河道总督爱必达：“若尹继善有意瞻徇而汝随声附和，必致更生事端，汝其慎之，勉之。”又饬福建巡抚钟音；“汝竟入于好名取巧，尹继善一派矣！”
臣僚既然好名用术，当然不能诚实无伪，故乾隆尝痛骂尹继善：“此奏又用故智，奈何！朕终不能化妆之伪也。”二十一年，尹继善处理杨中林“悖逆”案，未将主犯定凌迟之罪，“止问拟斩立决”，遭乾隆痛责，尹奏称自己“愧惧”不已，乾隆怒道：“汝此等之愧惧亦已多矣，但不能动汝天良，奈何”？
应该说，乾隆屡屡斥责尹继善好名用巧，居心不诚，诚然与他对所谓“名臣”心怀疑忌有关（后来有“本朝无名臣”之说），但所言也并非全无依据。以取巧为例，继善确有弄术之习。
南总河周学健在皇后去世后违制剃头，尹继善先是知而不参，及乾隆降旨申饬，又一反常态，宣称要将河工佐杂中旗人违制者，“逐名详查，另行参奏，交部从重治罪”，乾隆说：“岂有总河之罪不治而罪河员之理”？责其迎合取巧，过于搜求，处以革职留任，并将其奏折和乾隆有关上谕发中外知之。十九年，扬州府下河通判周冕亏空钱粮，于限内全部赔完，按常规，限内全完应减等发落，督抚仅须报告皇帝即可。尹继善却在奏折中故意不出己见，让乾隆裁决，乾隆说：尹继善“明知其罪不至正法，而姑为此奏以见其执法”，“此等伎俩展施无益，亦何必乎？”继善接旨，即将犯人杖一百，流三千里。至于好名市恩，执法有意从宽，则是当时官场之通病，时人描述说：官员办案：“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既不肯速为审断，又不肯太分皂白，”在这种特殊社会环境中，生性温厚，擅和颜应时，处处见好，“虽素不善者；亦必寒暄周旋”的尹继善，“遇事姑容”，“以无事为福”自在清理之中。因而，尹继善与乾隆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专制皇帝要求官僚公正无私与当时官场流行习气之矛盾，作为在官场沉浮数十年的“老吏”，多继善不过是这种习气的代表人物而已。
庄有恭擅自准黩一事被爆出，尹继善千方百计为其遮掩，乾隆帝大怒
乾隆深知尹继善“积习”渐染已深，故对其“痛加竣改”不抱希望，尝对继善说：将汝“即拿交刑部，想亦非汝所惧。”然而，他毕竟欣赏尹继善之才干，不肯轻加废弃，且也深知继善虽然好名市恩，左右逢源，“然亦不肯舍己为人”，故一遇要案就严加督责，而尹继善慑于“天威”，遇事不敢苟且，因而最终结果往往颇称“上意”。乾隆二十二年，却发生了一件令“好名”、“取巧”的尹继善颇为难堪的事情。
先是二十一年（1756），江苏巡抚庄有恭回籍治丧，离职前奏称泰兴县捐职州同朱路因殴死人命，按例拟绞，现朱●（原字左日右冉）呈请赎罪，业已批准。乾隆见奏大惊，”岂有未经具题，遽行准赎之理？是外省督抚竟可虚拟罪名，饬司议黩罪，自行完结不必上闻矣！”派尹继善严审，令其审个“水落石出”，“朕若另派大臣审出，尹继善自度能当此咎耶？”事实上，庄有恭擅自准黩一事，此前曾告知总督尹继善。庄系乾隆四年进土，尹为读卷官，曾力荐其才，二人后为知交。及此案暴发，尹继善一方面百计为庄遮掩，另一方面，却不主动供出自己早知内情的事实，为庄有恭分担责任。乾隆见尹继善迟迟审不出实情，大怒，令将庄有恭押至南巡接驾处，“朕当另派大臣审讯，”继善惧，始将前因后果和盘托出。乾隆降旨：“庄有恭办理朱●（原字左日右冉）黩罪外结一案，……尹继善既经庄有恭告知，在存心公正者，即应据实参赛，请旨察议，否则正言阻止，庄有恭自不敢视为泛常，纵意手滑，致干重辟。及奉到谕旨，尹继善亦当备述前情，一面速为办理，乃迟回观望，希图模棱了事。经朕屡行饬催，并降旨庄有恭革职拿问，始称原曾与闻。是庄有恭之罪，乃尹继善实有以纵之，且酿成其事，始终皆由于尹继善。”此案后从宽了结，庄有恭革职不久即授湖北巡抚，尹继善因办理南巡有功，竟免于处分。
尹继善在乾隆朝屡遭斥罚，自知受宠远不及雍正时，故，“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犹抱安不忘危之志。”二十年正月，乾隆指责尹继善沽名邀誉，四月，尹继善即上奏：“臣长子户部员外郎庆云性情暴戾，请革职，发往锦州看守坟墓。”二十八年，乾隆以富尼汉为安徽按察使，尹继善又奏：富尼汉系亲兄之女婿，“同官一省，实觉未便”，建议将其另加录用，其实，按清朝规定，侄女婿是无须回避的。尽管尹继善生性豁达，胸怀开阔，自称“欢喜笑常开，登临屡放歌，”“吾庐吾自爱，评论任差池”，但叠遇斥辱，岂能不中怀感伤？其和袁枚诗有“鸟入青云倦亦飞”之句，继善吟至再三，唏嘘不已，袁枚叹道：“想见当局者求退之难。”
附带提及：尹继善和鄂尔泰虽为至亲，但鄂尔泰对其人品却有微辞。乾隆七年，袁枚赴江南任职，离京前与鄂尔泰话别，论及当代名臣，鄂尔泰对尹仍“意未满也”，谁对总河顾琮称赏不已，云：“汝此去，惟有河督顾方用一人耳，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人称为铁牛，我许为铁汉。 汝往见之，但告以是我门生，渠必异目相视。”耐人寻味的是：袁枚赴江，和顾琮仅有一面之缘，和尹继善却频频来往。“牙琴相应”，情谊终生不喻。究其原因，盖二人均风流倜傥，遂同道为朋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