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确
乾初思想没有脱离宋明儒学之大传统 ，年轻时拜蕺山为师
年轻时的乾初是位任气的气节之士和纵意诗酒的文士。崇祯十六年癸未秋，乾初随祝开美（名渊，1611-1645，海宁人，蕺山高足。）渡钱塘拜蕺山为师。临别之际师门以“千秋大业”相勉，乾初也以“千秋大业真吾事，临别叮咛不敢忘”自励。返家后赋《江水汩汩》二章，以拜师后的“学何以不颓”与拜师前“学何以不惑”对比，很能表现乾初拜师之后矢志进学的大愿。
癸未拜师时，蕺山首以“圣人可为”为训（参《秋游记》）。乾初《圣人可学而至论》一文显然是受师门之训后，因有所感发兴会而作者。文中有曰：
圣人非人耶？亦人也。使圣而非人也则可，圣亦人也，则人亦尽圣也，何为不可至哉！虽圣乎，于人之性曾无毫末之加焉；则人之未至于圣者，犹人之未完者耳。人之未完者且不可谓之人，如器焉，未完者亦必不可谓之器也。然则以非人为人则安之，以是人为人则疑之，是何异齐人而疑其不能齐语乎？
又有曰：
今天下之不可必得者，莫富与贵若矣。然而贾之巧者或富，士之敏者或贵。彼制于天者而犹若是，而况制于我者乎！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富贵之谓也；“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圣学之谓也。夫求富贵而不得，犹不失为贫贱也，然且人人知求之，求之不得而不敢或惰焉。若夫不为圣人，直为非人而已，而人顾莫之学。学之可必至，而犹弗之学也，是必下愚而已矣。（《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上册，页151-2。）
此文不仅表现了乾初必为圣贤的坚定意志，而且其“完人”之说也正与其师“证人”之说一脉相承，与孟子践形尽性之旨也无二致。此后乾初之生命历程便发生转折，走向了“圣学”之途。其后半生所致力者，端不外此。《海宁县理学传》中说：乾初“游蕺山先生之门，奉慎独之教，用功于见善必迁、知过必改，求无歉于所独知，兼动静，合人己，无往而非独，无往而非慎；已而践履卓然，矫立风尘之表。”（转引自《陈确集》卷首）对乾初后半生作如此概括是很恰当的。
乾初一边读书一边学道，他认为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应该学道
乾初一生于“圣学”是深有所得的：
勤读书，勤作家，二者虽有雅俗之不同，要皆是好事。惟能学道，则作家者不患其俗，而读书者不病其浮。且吾未闻真能学道者而反致败家废读书者也。
向未尝读书，从新要读书，向未尝作家，从新要作家，非得十数年工夫，皆茫无就绪。惟学道者则不然。向未尝学道，今日始学道，则今日便是圣贤路上人。果能一日立志，奋修于孝弟忠信，事事无愧，则虽目不识丁，家无担石，欲不谓之贤者而不可得矣。盖勤读书者，无过博雅，勤作家者，无过富厚，然并须穷年皓首之劳。而勤学道者之所成就，则直可为贤为圣，夫且求则得之，不需时日。然而人常为彼不为此，舍其所急者而图其所缓者，弃其所易者而求其所难者，何也？
读书人正好学道；不读书人益不可不学道，不然，则鲜有能保其身者。贫士正好学道；富人益不可不学道，不然，则鲜有能保其富者。（《瞽言一》，《陈确集》下册，页430-1。）
《中庸》卒章，归之闇然潜伏，其味深长。学者能臻此境，终身受用不尽。（《辰夏杂言》，《陈确集》下册，页419。）
可见，乾初为自己能走到道学上来，很感庆幸。
由于乾初之学渊源于蕺山，他在生命存在上所得力者在道学，所以今日衡定其思想就不能遗却这个大头脑，将其讲成“圣学”的对立面。
乾初之学非明清之际以经世致用为主脑的“实学”。乾初不是不要经世致用，不求实理实益，只是他坚持认为，要将这些建立在心性和道德的基础之上，不以“经济”为首出。他说：
略欠切实，便是不诚，便是虚浮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只争切实不切实耳。顾弟所为切实之学，与今世俗之所谓切实又相燕越，惟真志于学者自能辨之。（《与吴裒仲书》，《陈确集》上册，页117。）
在《与吴仲木书》中言之益明：
前者山楼之会，闇兄（引按：屠闇伯）昌言，谓“士人立身，一道德，二经济，三文章”。本末井井，当时莫不耸听。于弟之臆见，则只是一事，未尝有三，必欲离之，则后二者皆病。今之学者，竞言经济，适长机伪，无益雄图；即或幸而集事，而蹶不旋踵，可为惩戒，未可便相称道也。
《学》、《庸》二书，纯言经济，而世不察，谓是言道之文，真可哑然一笑。（引按：乾初此书作于顺治九年壬辰，尚未开始排《大学》。）若只欲立苟且之功，擅风华之誉，则惟其所尚；必欲建不拔之业，垂不朽之文，舍道德奚恃哉！（《陈确集》上册，页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