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确
乾初的代表作品《大学辨》，文章大部分运用了考据的方法
乾初之代表作《大学辨》，表面看似乎类于考据学性质的著作，其实并非如此。《大学辨》用了一些考据学方法，与当时学界的“辨伪”之风或许也有一定关系。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其用意在“琢磨程朱，光复孔孟”，其性质类于孟子之“好辩”。乾初是反对一般学者的泛泛考辨之事的。他说：“儒者果有意穷理尽性之学，而将究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功也者，舍吾本心之良，又复何所致其力哉！舍之，则博是徒博，学是伪学，而凡所谓问、思、辨、行者，亦无之而非伪也。”。还说：“今之士者，但知以读书为学，深可痛也。举子之学，则攻时艺；博士之学，则穷经史，搜百家言；君子之学，则躬仁义。仁义修，虽聋瞽不失为君子；不修，虽破万卷不失为小人。”他辨《大学》，不是出于对“辨伪”本身有兴趣：“使大学经传于圣教之晦明绝续无大关系，书虽伪，确必不敢争，争之亦不至如此其力矣。”
由于乾初之辨《大学》，其背后动力是“为往圣继绝学”之道德冲动，而非知性上的好奇；其断《大学》为“伪”，所依据的主要是他心目中的“圣学”“伪学”之判，只是辅助性地用了文献考辨方法；其目的是“卫道”，而非成就“科学研究”；是以“圣学”的守护人的姿态而从事者，而非以客观而严密的学者态度从事者，所以性质上不宜归诸考据学。
关于乾初到底是唯物主义思想家还是儒家说法的相关介绍
有学者视乾初为唯物主义思想家，其主要依据是乾初对堪舆家言的批驳和对宋儒本体之性之说的非难。本文认为，给乾初思想作这样的定性未必妥当。在攻伐堪舆家言时，乾初有一些“形魄既痿，即同沟断”之类的说法，的确类似唯物之说。但究竟言之，乾初的立足点还是儒家“安土敦仁”、“夭寿不贰”的仁义之道。限于篇幅，对此不作详论，这里只指出两点，即可明乾初论葬所依据的不是唯物之说。
第一，乾初相信葬师罪大恶极，必遭天谴。他说：“凡百葬师，天罚必重，非及身流落，则子孙灭绝，万无一全。”说：“葬师必无后，历有明验。此损地伤稼，分离人骨肉，而重其罚也。苟反是而行之，必有百世之庆。”说：“至于葬师，虽百千万亿中，未有能善其后者。此百千万亿中，岂无一人明通诚悫，洞阴阳而尽忠计者，而天胡罚之若此之必也？盖居心虽净，而操术已乖，信妖人之伪书，废族葬之良法，以无为有，以是为非，隔绝天伦，广废耕地，下乱人纪，上干天刑，理之必然，何足深怪！”可见，乾初并不否认冥冥之中有上帝般的存在在无声无臭地主持着正道。
第二，乾初不完全否认人死之后灵魂的存在。他在《复朱康流书》中说：“若夫父子祖孙，一气之相感，理不可诬者，亦有二端，而葬地不与焉。一则祖宗积德深厚，庆流苗裔，近者数世，远者至数十世尚蒙遗荫，所谓‘子孙保之’是也。一则子孙之仁孝，事死如生，其大者郊事宗事，配帝配天，其下者亦祭庙祭寝，尽诚尽敬，则幽明相感，其祖考亦必来格而佑之，所谓‘祭则受福’是也。二者，古之君子尝言之，而于葬地何有焉！盖人之死也，魂升而魄降，其降者终化为黄土，而升者则无所不之。故为之舍重、舍主，以求其神于庙寝者则有之，不闻其于块也。”乾初此说与其“形魄既痿，即同沟断”之说并无矛盾。因为“形魄”与“魂灵”并非一事。《礼记·郊特牲》说：“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虽然乾初认为死后形魄终化为黄土，但不否认升腾之魂灵“无所不之”、可以感格。由此可见，不可据乾初论葬言论遽定其为“唯物主义思想家”。
乾初虽然对宋儒“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性通于无极”、气质之性、义理之性等说法作过严厉批评，但他并不否认良知、良心。而且他所说的良知、良心与孟子之良知一样，也是先验性的。乾初反对前儒之性论，大致属黄梨洲在乾初墓铭中所说“主张太过，不善会诸儒之意者亦有之”之列。今日衡定乾初思想，不必因其误解而误解之（参下文）。
总之，乾初思想不属“实学”、“考据”或“唯物”，没有脱离宋明儒学之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