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山
武宗时期发生通货膨胀，财政危机，发行了新的钱币，调控物价
武宗朝面临成宗时至元钞贬值、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再加上武宗滥赏滥封，中书省一再以“国用不给”告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为此，武宗没有采取减少开支和裁撤冗员的策略，而是在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再设尚书省，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理财。至大二年（1309年）九月，诏行“至大银钞”，以新币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按官方原定的兑换价格，以至元钞二贯准花银入库价一两、赤金入库价一钱；因此新币的发行，实际上是通过由政府明令宣布至元钞贬值一倍半的方法，把通货膨胀的患害转嫁到私人用户身上。新钞行用后，面额一贯的中统钞只抵至大银钞一两的二十五分之一，名实严重不符，因此颁行至大银钞同时，废中统钞，限一百日内赴库倒换。至大银钞的面额，有以文、十文、百文、两计者，共十三等。以文为单位的通货作为小额辅币在民间日用品的零售方面使用甚为广泛，但厘钞因为流通过于频繁，最易朽烂，既不便于民，印刷和发行也不经济。所以，武宗又下诏行铜钱，发行“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并以历代铜钱与至大钱相参行用。在币制改革的敏感时期，以行用信誉稳定的金属辅币来平抑小额零售商业领域内物价的过份波动，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经济措施。
为了调控物价，武宗还整顿海运，以增加政府掌握的物资数量。自从至元二十年（1283年）由朱清、张瑄创通漕粮北运的海路以后，七八年之内，从江南海运到北方的漕粮就由不到10万石剧增至150万石。大德后期，海运粮更达到170—180万石。至大二年（1309年）尚书省理财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让海运粮数量再创新高。二年运出246万石，至者238万石；三年运出292万石，至者271万石。海漕的运输成本比陆运节省十之七八，比之河漕也节省十之五六。对京畿地区粮食供应的明显增加，使政府能够通过控制粮价保持市面的基本稳定，从而缓解币制改革对社会发生的冲击。
尚书省其他的理财政策，包括增加盐引价格（每引增至大银钞四两，按至元钞计，每引比元贞年间增加七贯）；开酒禁，立酒课提举司以征收酒税；增加江南富户高收入税，规定凡收入五万石粮食以上者，每石输二升于官；追征各地逋欠钱粮，等等。这些措施同样也不免人亡政息的命运，所以并未收到成效。
武宗登基后推行孔子的学说，崇尚藏传佛教，对佛教十分纵容
武宗时期进一步推行尊儒政策。他登基两个月后，就下诏将在孔子的封号“至圣文宣王”前加“大成”二字，是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遣使祭祀，以表尊崇，由儒臣阎复拟诏：“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於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这是孔子在历代王朝（除西夏外）中得到的最高级别的封号。随后，中书右丞孛罗帖木儿将《孝经》翻译为蒙古文，献给武宗，武宗指示道：“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 此外武宗还在至大二年（1309年）豁免儒户差役，以示对儒生的优待。
武宗崇儒只是虚尊而已，他真正崇尚的是藏传佛教，他不仅在修佛寺、做佛事，还出台优待喇嘛的政策，规定老百姓殴打喇嘛的砍手，辱骂喇嘛的断舌，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及时劝止。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上都开元寺喇嘛强买柴薪，卖家诉诸上都留守李璧。李璧正询问原因的时候，喇嘛们已手持棍棒冲入衙门，隔着桌案扯住李璧头发，拖到地上痛打一顿，又把他关在一个小黑屋里，很久以后才释放出来，李璧奔诉于朝堂，遇到大赦便不了了之。 翌年又有龚柯等十八名喇嘛与诸王合儿八剌之妃忽秃赤的斤抢道，竟把王妃拉下车殴打，甚至对武宗也有不敬之语，事情报上后，武宗也下诏不加过问。 从这些事可以看出武宗朝对藏传佛教的纵容及其势力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