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达随侍孙中山左右，孙中山病逝后出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认清蒋介石面目后愤而辞职

 

1919年夏，李章达应朱执信的邀请赶赴上海，协助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创办《建设》杂志，并负责发行工作。在上海期间，平时除工作外，李章达还跟朱执信学习革命理论，跟廖仲恺学习英文，收获颇丰，彼此之间也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受到启发，认为俄国的经验可以借鉴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因此，他决定派李章达陪同朱执信前往苏俄考察。可是，时局发生变化。1920年6月，孙中山为了讨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派朱执信回广东做策应工作。8月，粤桂战争爆发。9月，朱执信在虎门调解驻军与东莞民军冲突时，不幸中流弹牺牲。李、朱二人共赴苏俄计划流产。1920年底，李章达在廖仲恺的支持下，前往苏俄。但当他抵达苏俄的伯兰俄维辛时，又因为苏俄的国内战争而无法继续北上，只好返回广州。

 

 

 

1921年初，粤军参谋长兼粤军第1师师长邓铿，为了提高第1师的官兵素质，千方百计招纳年青有为的军官为骨干，李章达、叶挺、邓演达、蒋光鼐、陈可钰等被招入军中。李章达被委任为师直属工兵营营长。不久，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驱兵湖南进行北伐，并在邓铿的粤军第1师中挑选青年军官组成警卫团担任大本营警卫。工兵营被改编为警卫团第2营，李章达任警卫团中校团副。因团长陈可钰还兼任师部参谋长，不能离开广州，故警卫团实际由李章达率领，开赴桂林担负警卫任务。当时的桂林治安状况很不好，匪患频繁。警卫团除保卫大本营外，还到郊区剿匪，维护社会治安，因此深得当地民众的称颂。

 

 

1922年3月，邓仲元在广州被陈炯明部下刺杀。孙中山悲痛万分，决定改道韶关北伐，督师回粤。李章达率警卫团随侍左右。5月，孙中山改设大本营于韶关。这期间，孙中山经常往返于韶关和广州之间，警卫团兵力单薄。于是，孙中山决定将警卫团扩充为两个团，李章达被任命为警卫团第2团团长兼大本营参军。

 

5月10日，陈炯明露出叛乱迹象，其手下悍将叶举擅自率领驻桂部队东返广州，并设总指挥部于白云山下郑仙祠，以索饷要挟，寻衅滋事。孙中山为安定后方人心，与夫人宋庆龄驻总统府观音山的粤秀楼。李章达率领警卫团负责安全保卫工作。陈炯明见时机已到，密令心腹干将叶举、洪兆麟、熊略等集结了50个营25000兵力，于15日晚深夜发难，妄图活捉或炸死孙中山，以实现其独霸广东之目的。6月16日凌晨，叶举等炮轰总统府。宋庆龄以国家为重，再三央求先生先走，孙中山犹豫不决，林直勉等见事急燃眉，于是当机立断，不容分说，用力挽着孙中山强行撤离。经过多方的曲折，孙中山终于安全抵达黄埔，登上了永丰舰。警卫团团长陈可钰、第2团团长李章达等指挥警卫团和卫士坚决保卫总统府。李章达指挥官兵一连打退了叛军数10次的冲锋，杀得叛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到凌晨五时许，因敌众我寡，李章达决定撤退。凌晨6时，李章达等率领警卫团最后撤出总统府，冲出重围，辗转到达长堤海珠岛，乘电船登上在白鹅潭的永丰舰。

 

18日，李章达又以大本营参军的身份，向孙中山建议派人到广州、香港等地联络事变时被打散的官兵，并“请领1500元”作为招抚散失官兵的费用。领到款后，他立即派营长蒋光鼐携款到香港、广州去进行招抚工作。8月，孙中山闻知北伐军回师失利，待援无望，决定弃舰，离开广东到上海。李章达送走孙中山后，就和马湘等人筹办物资给养，处理善后问题。之后，李章达也离开了广州，前往福建投奔以许崇智为总司令的东路讨贼军，被委任为东路讨贼军总部副官长。

 

1923年1月，陈炯明被驱逐出广州后，孙中山应各军将领的邀请，重回广州组织大本营。李章达也随东路讨贼军从福建回粤，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宪兵部队司令部司令。

 

 

1924年1月，李章达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因“联系国共双方甚为得力”而辞去军事职务，跟随廖仲恺全力从事党务工作。8月，在中国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李章达被推选为中央农民部长。刚一上任，他就参加了第一届农讲所学员毕业和第二届学员开学典礼。9月25日，他又参加了长洲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他在这些会议上发表讲话，鲜明地表示：全力支持农民运动。他虽任农民部长时间不很长，但与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二届主任中共党员彭湃、罗绮园有合作、有共识，真正地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1925年初，李章达当选为国民政府惩吏院委员兼国民政府军法委员会主席。同年3月，孙中山病逝。8月，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分子刺杀。国民党右派分子掀起了反对国共合作的高潮。李章达心情沉痛，开始认清了国民党右派的真面目。12月，国民政府任命李章达为廖案特别法庭特别审判员。在“廖案”的审理过程中，李章达和中共党员杨匏安、林祖涵等审判员努力工作，使“廖案”的涉嫌人员受到了应有的判决和处罚。

 

 

1926年4月，李章达出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当时，广州作为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及国民政府机关所在地，安定与否，关系到国民革命的能否顺利进行。然而，此时的广州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政治和社会环境复杂。帝国主义支持的各系军阀分头割据，互相混战，共同反对广州的国民政府；坚持了15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尚未结束，英帝国主义制造的“沙基惨案”血迹未干，英军舰又强行闯入汕头，抢我国商船，毒打船员，甚至闯入省城内河芳村西堤；珠江三角洲匪盗横行，广州附近就有“广东堂”等50多个土匪堂口，80多个股匪，聚贼众多达3000多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为了支援北伐，巩固后方基地，特令李章达组织军政督察委员会，全面维持后方治安。李章达到任后，锐意整顿，严肃警纪：一是健全机构。甫一上任，李章达就建立了警政委员会；对市局政治部、总务课、行政课、支应处、庶务处、审判所、预决点机构、督察长等干部进行调整补充，并从佛山公安局及基层抽调优秀干部充实各部门，使市局能高效运转。二是充实队伍，强化社会治安。根据市政厅行政会议增设810名警察保安队的决议，李章达迅即招募兵员，8月中旬即编成3个大队，荷枪巡逻市面，并成立了公安局谍捕队。他还对市局13个警察区署及各分署领导人员调整充实，任贤用能，撤换怠惰。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广州的治安保卫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整个北伐期间，李章达主持工作的广州市公安局，除了要完成后方治安重任之外，同时还要为北伐大军招募兵役，输送到前线支援北伐。

 

 

由于大军北伐，后方兵力薄弱，李章达认为，只有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才能做好广州市的社会治安工作。他提倡军民联防，主张工警合作。为了建立警察和民众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1926年11月28日，李章达组织了广州市工警联欢大会。到会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海员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等广州市各工界团体的工人，以及广州市公安局及其下属各区的警察约1万人。李章达邀请了三位德高位重的共产党人出席讲话：一位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主任孙炳文，他是留学德国与朱德同时入党的，又是中山大学的教授；一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秘书兼宣传部部长、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一位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这次工警大会不仅对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大有好处，而且对社会治安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活动却引起了国民党右派权贵的非议。当时负责后方事务的国民党右派人物张静江传召李章达当面责难，并密电蒋介石要李章达辞职。此时，蒋介石已心怀异志，叛迹日益明显，李章达也预感到局势已不可逆转。于是他愤而辞职，举家离开广州迁往香港。蒋介石立即委派亲信钱大钧接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