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达坚决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血腥的现实并没有吓倒李章达，他坚决捍卫三大政策。10月，张发奎、黄琪翔率部由赣入粤，发动“张黄事变”，将李济深、黄绍竑在广州的留守部队缴械，驱逐了桂系势力，支持武汉的汪精卫政权。李章达当时因被汪精卫的“左派”表象所迷惑，从香港回广州会见张发奎，并对“张黄事变”表示支持。随后，他又前往福州，劝说蒋光鼐、蔡廷锴等与张发奎合作，共同反对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支持汪精卫，但未能成功。后来，李章达在与汪精卫的交往中，逐渐看清了汪精卫的反革命本质，就与他疏远了。以后在1929年至1930年间，汪精卫分别在北平、广州发起举行中国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和非常会议，曾派陈公博、沈崧等先后携函邀请李章达参加，均被李婉词拒绝。

 

 

 

1931年2月，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国民党内部发生“宁粤分裂”。汪精卫、孙科与粤派的古应芬、邓泽如、邹鲁等聚集广州并依仗陈济棠的军事力量，联合桂系李宗仁，打着“救护党国，打倒独裁”的幌子，另立国民政府。李章达积极支持这次反蒋活动。为了促使19路军加盟两广势力，壮大反蒋力量，6月，李章达赶赴江西赣州，劝说19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脱离蒋介石集团，共同反蒋。李章达直陈利弊，竭力劝说。正当蒋、蔡等人有回粤反蒋之意时，与陈济棠政见不合而弃职出走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突然飞抵赣州，力阻19路军与两广势力联合。李章达怅然回粤。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上下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迫于形势，中国国民党内部纷争的各派系由武力争夺转为和平谈判。10月，宁粤之争暂告平息，随后，两广反蒋势力所组成的广州国民政府也取消，李章达回香港闲居。不久，他应19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的邀请前往上海暂住。在留沪期间，“一·二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李章达毅然决定协助蒋光鼐、蔡廷锴等19路军将领筹划军机。在淞沪抗战中，他的贡献颇大。然而，随着《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19路军的抵抗很快就告结束。战后，为防止19路军再度抗日，有碍和局，蒋介石将19路军调往福建。李章达也离开上海回到香港。

 

 

1933年1月，李章达在宋子文派往香港的陆文澜劝说下到达福建，出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3月，李章达受福建省主席蒋光鼐、福建省绥靖公署主任蔡廷锴的委派，以福建军代表的身份回到广东，与西南政府方面订立了粤、桂、闽三省联防草约，并亲笔起草了一份“粤、桂、闽三省联防约章草案”，企图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实行三省互助，彼此和平共处。然而，草约虽签订，却流于形式，难以实施。李章达看到在福建难有作为，遂于当年6月告假返港。

 

 

1933年，19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在福建秘密酝酿倒蒋。11月上旬，李章达受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邀请重新回到福建，共商抗日反蒋大计。李章达考虑到，19路军与南京政府之间力量相差悬殊。为争取更大的胜利把握，李章达与蔡、蒋等人商定：一方面派人与苏区红军联络，以取得中共的支持；另一方面联络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桂地方实力派，以期联盟共同举事。李章达还以他的特殊身份，携带蒋光鼐、蔡廷锴的联名信到广州，与陈济棠、李宗仁洽谈两广抗日同盟问题，成为沟通粤、桂方面的使者。可两广对和19路军共同抗日反蒋并无诚意，李章达只好返闽复命。当时，李济深、徐谦、陈友仁、张文、梅龚彬以及冯玉祥的代表都已相继到达福建，共谋举事。11月18日，李济深、陈铭枢、李章达等“闽变”主要策划人和19路军将领在福州东郊鼓山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有关事宜。由于粤、桂、闽三省联盟有名无实，一部分人对完全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有顾虑，担心粤、桂、闽联盟一旦破裂，后果将不堪设想。李章达则态度坚决，主张要尽快决断，并且建议：立即脱离国民党，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重新组织革命政团，进行革命。他的建议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大家推举他起草脱离国民党的宣言，并由他领衔发出。21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正式成立，李章达被推选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国府秘书长兼政治保卫局局长。

 

 

南京国民政府对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了严厉的军事镇压。同时，粤、桂方面也慑于南京当局的军事压力，出尔反尔，背约投蒋。陈济棠等不但不尽“盟友”之责任，反而派兵进入闽西永定、上杭等地包围19路军，缴了19路军部分队伍的枪械。李章达闻讯立即去电制止，但毫无效果。1934年1月，福建事变以失败而告终。李章达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只得逃回香港。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李章达看到外寇入侵，而蒋介石政府却妥协退让，备感悲痛。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动下，李章达在香港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李章达被选进中央委员会，负责创办“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机关报———《大众日报》，并任社长。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了各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李章达也很受感动，他从党人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而且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和了解。

 

 

1936年5月，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随后，李章达与何思敬、陈汝棠等也在香港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或华南救国会），李章达为主任委员，与何思敬、吴涵真等一起指导华南地区的救国运动。

 

11月，国民党制造了“七君子事件”。事情发生后，舆论哗然，举国上下纷起抗议。李章达以救国会华南区总部名义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以及全体政治犯。但是，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不仅不放人，还要对“七君子”判刑定罪。就在法庭对“七君子”进行审判的前几天，李章达等人又以全救会华南区总部的名义，向全国各界发出长篇文电，号召全国同胞一致行动，鼎力营救。在全国人民强烈谴责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将沈钧儒等7人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