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达坚持抗日，坚决不重新加入中国国民党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调整军事指挥机构和军事部署，将全国重新划分为若干个战区，广东划归为第四战区。1938年广州沦陷后，李章达任“广东第四战区游击司令”之职，在深圳设立指挥机构领导工作。不久又被调往韶关，改任“第四战区军法执行监部”的中将军法执行总监。在担任军法执行总监期间，李章达亲手查处了国民党军队中贪赃枉法的案件。他从经手查办的各种案例中，深深感受到国民政府要取信于民，军队要有战斗力，就必须整饬吏治，打击政府和军队中的贪污贿赂、舞弊枉法的行为。

 

 

 

李章达在中国国民党第四战区工作期间，还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和各种社会关系，支持和掩护到韶关的中共广东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4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新华南》在韶关出版。中共为了掩敌人耳目，特邀了一些党外人士参加编委会，李章达就是其中的一个。起初，李章达并没有公开编委的名义，只是利用他特殊的身份，支持和掩护《新华南》的出版和发行工作。后来，随着《新华南》编委会的调整改组，李章达正式参加了编委会。在《新华南》对外公开的该刊编委会成员名单中，李章达的名字居首位。《新华南》虽是经登记注册的合法刊物，但经费支出却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捐款和发行刊物所得来维持。李章达不仅是《新华南》的编委成员和撰稿人，而且在捐助经费上也出力颇多。当时，正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期。李章达能在反共逆流不断加剧的环境中，不怕风险，敢于公开的同共产党站在一起，非常难能可贵。

 

 

1939年9月，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第四战区分会在韶关曲江成立，李章达被任命为委员。后来，蒋介石下令一切国民党军职人员必须入党编组，否则严惩不贷。可是李章达早在1933年福建事变时就已声明退出中国国民党，这一次要他重新加入中国国民党，他坚决不干。他找到自己的学生、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向张发奎表示：如硬是强令重新填表加入中国国民党，自己宁愿辞去军职。张发奎耐心对李章达解释，说此举是蒋介石的旨意，任何人违背不得。最后，李章达以辞去第四战区军法执行监部中将军法执行总监一职了事。他的凛然正气，在当时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中间一时传为佳话。

 

1939年冬，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博罗队受到敌人的破坏，杨德元、李健行、杨帆、刘汝琛等23位队员被捕，被关押在韶关芙蓉山的国民党监狱中。当时，中共广东党组织派谭天度同志从东江抵达韶关，设法进行营救。后来，在李章达的大力帮助和各方面的支援下，被捕的同志全部获释。

 

 

1941年初，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为摆脱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和迫害，从国统区陆续逃往香港。为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共商民主运动大计，李章达从韶关到了香港，先后见到了邹韬奋、千家驹、陈此生等人。在斗争中，国民党民主派和爱国民主分子进一步集结，并根据斗争发展的需要，开始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1941年夏，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帮助下，经同在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等多次协商后，李章达和梅龚彬执笔，起草了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纲领。之后，李章达、梅龚彬又将纲领草稿先后带到韶关和桂林，征求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劭先等人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同。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在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纷纷撤离香港。

 

1942年秋，李章达接到李伯球从重庆带回的周恩来的指示，要他尽快在两广主持筹建民盟组织，开展民主运动。很快，李章达就在韶关建立了以他为首，以李伯球、杨逸棠、郭翘然、胡一声等为成员的民盟韶关核心小组。正当筹建民盟南方组织的工作有所进展的时候，日军为打通湘桂和粤汉铁路两线，对华南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韶关的局势又日益紧张起来。这时，周恩来从重庆发来指示，要李章达迅速带领在韶关的民主人士撤往广东梅州，开展国统区的统战工作。于是在1944年底，李章达率队离开韶关前往梅州，继续主持筹建民盟南方组织的工作。

 

1945年春节期间，李章达和李伯球、张文、胡一声、郭翘然、杨逸棠、钟介民、陈启昌、陈伯麟、陈慰慈等10余人，在广东梅州城东潮塘召开民盟东南干部会议。会议宣告正式成立“民盟东南干部会议常设机关”，李章达被推选为常设机关主任。会上，李章达还亲自草拟了成立宣言，并决定设机关于城东（今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潮塘。会后，他立即率同陈启昌到广东兴宁等地，策动罗梓才、李振球、李洁之等国民党将领向民主抗日阵营靠拢。后来，罗梓才、李洁之等在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武装起义，为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