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树铮
因国内外均追求和平，而主张武力统一的徐树铮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
尽管参战军没有遭到解散，但在国内外追求和平的潮流下，依赖日本借款、挑起南北战争的皖系军阀已成为众矢之的，最受段祺瑞器重的徐树铮更是被推上风口浪尖。因此，徐树铮不得不为参战军找一条出路，而这条出路就是外蒙古。辛亥革命时，外蒙古在俄国庇护下独立，后又取消独立，改为自治，中华民国仅享有宗主权的空名。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外蒙的王公和喇嘛受到震动，遂生撤销自治、回归中国之心，日本则指使出身布里亚特人的白俄军官谢苗诺夫染指外蒙，这种局势使外蒙撤治提上了北洋政府的议事日程。
喇嘛因不愿失去来自外蒙的利益而阻止对外蒙撤治
徐树铮很早就关注外蒙问题，1912年在给当时还是段祺瑞手下干将的靳云鹏的信函中就已阐述他力保蒙古的战略思想。1918年10月，徐树铮辞去奉军副司令之职后，负责编练参战军，派人到河南、安徽等地招募新兵，组成三师四旅的规模。1919年1月，皖系人物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提出条陈，首次公开提出撤治的建议；4月17日，徐树铮提出《西北筹边办法大纲》，不仅主张撤治，更提出了使外蒙与内地一致的同化政策。6月13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7月18日颁布西北筹边使官制，同时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参战督办处改称边防督办处。6月底以后，边防军陆续开拔外蒙。徐树铮动员的驻守外蒙古的边防军其实只有第三旅第七、第八两个团的兵力，其余大部分边防军都驻守内地，以备军阀混战之用。
虽然外蒙撤治已成定局，但外蒙的王公和喇嘛两派围绕撤治条件问题明争暗斗，尤其是喇嘛不愿失去既得利益，对撤治颇为抵触，导致撤治延宕不决。中央政府驻外蒙的代表都护使陈毅则周旋两方之间，商定了《外蒙善后条例》63条方案，准备由外蒙王公呈报中央政府批准。此时，徐树铮还陷入北京的政争之中，他在6月成功推翻了钱能训内阁，扶植龚心湛代理国务总理，徐世昌为了打击徐树铮的气焰，与曹锟、张作霖联手，点名要已成为徐树铮之政敌的靳云鹏组阁，徐树铮反对靳云鹏组阁失败，开始专心于外蒙古问题。都护使陈毅与蒙古王公方面商量的有条件撤治方案，显然不符合徐树铮的口味，他于1919年10月23日自京启程，10月29日抵达外蒙首府库伦（今乌兰巴托），11月1日便指出陈毅撤治方案的“七不可”，主张简括数句，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外蒙问题。 随后他排挤陈毅，并对外蒙当局施压，于11月14日夜晚直赴外蒙“总理”巴德玛多尔济住处，出示他新拟8项撤治条件，逼其签字；或者外蒙先提出撤销自治，再商定条件，并警告巴德玛多尔济说：“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指外蒙“皇帝”哲布尊丹巴活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 巴德玛多尔济听了以后吓得战战兢兢，第二天便赶紧召集王公和喇嘛开会，拟出了请求撤治的呈文，马不停蹄地交给徐树铮，徐树铮为昨日的鲁莽向巴德玛多尔济道歉，随后立刻将呈文送至北京。11月22日，大总统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此前一天，徐树铮已从库伦返回北京复命。
1919年12月2日，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外蒙活佛册封专使，12月27日，徐树铮第二次来到库伦，1920年1月1日为哲布尊丹巴八世举行册封典礼，在恰克图巡视边务后于1月24日返回北京。1920年5月10日，徐树铮第三次赴蒙。不久后，北洋内直奉矛盾陡然升级，徐树铮于6月被段祺瑞召回。接着，大总统徐世昌于1920年7月4日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之职，徐树铮对外蒙的经营也就戛然而止。一年后，外蒙古在苏俄的支持下独立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