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岑春煊
岑春煊积极参与护国运动，与反袁势力联系频繁，赴日本借军饷弹药
岑春煊亡命新加坡以后，与陈炯明、李烈钧、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成立了“中华水利促进社”，进行反袁活动。1915年12月，袁世凯决意称帝，蔡锷等在云南掀起护国运动，岑春煊闻变后立即从南洋赶回国内，1916年1月17日抵上海，寓梁启超处，与国内的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李烈钧，香港的李根源、柏文蔚、程潜，美国的黄兴等人保持频繁联系。一时间，梁启超在沪寓所成为海内外反袁势力进行联络的一个最重要据点。
按照原计划，岑春煊欲往护国运动的大本营——云南。但当时护国军最感棘手的是“饷械俱缺”。经唐继尧电请，岑春煊于1916年1月底由张耀曾陪同改赴日本。3月20日，岑以云南军政府代表名义向日本借得一百万日元和部分枪械弹药。
云南独立后，两广成为关键。岑在促使两广独立上起了特殊作用，致书广东督军龙济光，要求他们“审机立决，迎合时势人心，起而为滇黔后劲，结成一气，据以号召全国义声”。在各方压力下，陆、龙先后宣布独立，滇黔桂粤连成一片，护国运动的声势顿时大增。为了协调动作，岑春煊、梁启超等人打算成立一个具有独立各省联盟性质的组织。4月19日，岑春煊由香港抵广东肇庆，筹备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岑春煊任都司令，初步统一了两广军权。
反袁势力筹建军务院，后袁死去，迫于梁启超压力，岑春煊解散军务院
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能把所有反袁势力全面联合起来的组织，但在筹组这个组织——军务院的时候，独立各省内部却产生了分歧。龙济光、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甚至孙中山都认为以岑春煊出任领袖最为合适，唯独蔡锷却激烈反对。云南是首义之区，蔡锷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大敌当前，若内部不统一，于反袁斗争不利，也与成立军务院的宗旨相悖。为了打破僵局，避免内讧，岑春煊以唐继尧“首义功高，力主推戴”，最后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副之，兼摄行抚军长职。1916年5月8日，军务院几经酝酿在肇庆如期诞生。
军务院是一个各派的联合体，主要由滇桂两系地方军阀、梁启超的进步党和国民党内以欧事研究会为核心的稳健派组成。这种组合形式给岑春煊提供了绝好的活动场所，他以中介人、调停人、缓冲人和各派联系人的身份出现，成为把各派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很自然地被推为盟主而发挥较大作用。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以反袁为目标的军务院失去了维系各派团结的胶着点，梁启超建议撤销军务院，岑春煊等则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倒袁只是成立军务院的目的之一，并非全部目的。他特别提出恢复约法和国会两大问题，于6月8日又致电唐继尧等，明确指出今后新旧约法之争便成为南方义军的“生死存亡之点”。]这份文件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与6月9日孙中山《规复约法宣言》前后呼应，成为护法运动的先声。6月16日，岑春煊致电黎元洪，提出恢复约法、总统依法就任、撤军和召集军事特别会议四项为撤消军务院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被北京政府部分接受，梁启超等人更感到应该立即撤消军务院以示响应北方之姿态。岑仍坚持“现在阁员未全就职，国会未经同意，内阁尚未正式成立，吾人仍应自守条例，不必取消”。梁启超等恼羞成怒，四处散播岑春煊缓撤军务院是想“留此为交换条件，是政客逍遥海上，绝不知军中甘苦，而放言高论”。迫于梁启超的压力，岑春煊、唐继尧于7月14日宣布撤消军务院，护国运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