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世昌
清末徐世昌上任总督前，东北三省已经成为日本、俄国两强的殖民地，徐世昌到任后，对日本实行不卑不亢，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对俄国也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东北三省为清朝之发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为谋挽救，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筹东三省全局折》，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徐世昌对治理东北，已成竹在胸。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
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则会画”，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
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满洲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为此而自豪。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徐世昌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的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世昌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徐世昌任用与日交涉“着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洲政策”的推行。徐世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徐世昌为人处世十分谨慎，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赢得“水晶狐狸”的雅号
宣统元年（1909年）8月，政任协办大学士，补授军机大臣；一月后又授体仁阁大学士，系清代文臣的最高荣典，也是汉人枢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者。徐世昌还在东北时，就已考虑到清廷失势，便未雨绸缪，预谋转中退路。他为人处事十分谨慎，绝不骄矜，以党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从而为今日重掌枢要铺平道路，徐世昌因此而赢得“水晶狐狸”的雅号。
徐世昌重掌中枢，欲行新政，却孤掌难鸣，于是他极力大造舆论，“助袁出山”，但清廷仍忌恨袁世凯，并不理睬徐世昌的保奏。因为北洋六镇，从将到兵，一直听命于袁世凯；即使袁世凯回河南闲居，仍在暗中联络，遥控指挥。满人陆军大臣廕昌指挥不灵，清廷亲贵慌了手脚，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项“出山”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路军以皆归其节制，南下镇压革命。徐世昌终于完成了一项历史性任务。徐、袁重新联手，袁开始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袁世凯以总理大臣的名义直接下令要摄政王兼陆海军大元帅载涛率兵上前线便吓得打了退休报告。清廷此时认为唯一放心得下的便是徐世昌，随即加封徐太傅太保，无非要鞠躬尽瘁，效忠清廷。这时的徐世昌，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其指导思想与袁世凯一样，逐渐由君主专政转向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对革命党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抚，由抚而和。他们不愿与革命党对阵，主张采用和平方式，赶清帝下台，这就避免了一场大内战，最终达到了推翻帝制、创建中华民国的目的，这个决策是明智的，值得肯定。为何逼清帝退位，归政于民国？据说还是世昌的妙计——让段祺瑞领衔，以北洋将领64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电发次日，徐世昌为避嫌恳请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