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世昌
徐世昌作为袁世凯的军师，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步步为营，最终让袁世凯坐上了总统宝座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由张謇主稿的清廷诏书稿：“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因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思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值此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一诏书标志着清朝寿终正寝，但行文却十分得体，给垮台的清廷留足了面子。
据说最后一句是徐世昌塞进去的“私货”，几乎肯定了清廷亡后便是袁世凯的天下。徐世昌手法之高，谋略之远，令人咋舌。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导演都是徐世昌。袁世凯既有逼迫清廷退位之功，又有促成南北议和之举，且挟北洋雄师之势——南方只有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拱手相让了。即便孙文不是谦谦君子，袁世凯的总统宝座也是坐定了。更何况，众多革命党人也都认为：“收拾大局，建设中国，非袁莫属！”孙中山是明让暗斗，向袁世凯提出“约法三章”企图对袁世凯加以约束。徐世昌把袁世凯捧上总统宝座，功莫大焉，当时一般看法，国务总理一职非徐世昌莫属。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世昌此时却激流勇退了。徐世昌有他的独到的思维逻辑。他受清廷厚恩，而实则一力助袁，因而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如果马上弃清报袁，于情于理，都不好说。方显明迎新辞旧，不露痕迹。而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前清遗臣。再则当前局势仍动荡不安，袁世凯的宝座还不平稳，不如作个“局外人”以静观变化。
徐世昌后来隐居幕后直至袁世凯邀请徐世昌任国务卿之职，徐世昌才开始动心，任北洋政府国务卿，后来徐世昌看破袁世凯实行的帝制不可靠，于是抽身先退，为自己保留后路
徐世昌隐居于青岛，行前与袁世凯长谈，袁世凯许以二年为期，但忍不住又于民国元年（1912年）、二年（1913年）两年内两次敦请徐世昌“出山”相助，徐世昌皆婉拒，不为所动。但以他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自己在北洋的威望、推行“新政”的成绩、“中庸之道”的政治手腕，超群出众，愈是不出，呼声就越高。后来发生了刺宋案，国务总理赵秉钧不安于位，而徐世昌并不以袁世凯所请，仍退居幕后；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取得镇压“二次革命”胜利，剪除了政敌，便再次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之职。徐世昌开始动心。徐世昌遂于民国四年（1915年）5月，任北洋政府国务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国”。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野心急剧膨胀，蓄谋恢复帝制，使袁氏子孙代代为帝。徐世昌却认为帝制实不为可，不得民心；但看看袁世凯的劲头，只得缄口不言，作壁上观；并为辞国务卿，以便将来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残局，留下转圜的余地。此前，徐世昌曾极力反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签订卖国之《二十一条》，并“罢工”十余日。徐、袁裂痕从此产生。徐世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后自号水竹村人。
袁世凯称帝后，封徐世昌、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嵩山四皓”，但徐世昌并不买账，因“嵩山四皓”均为隐居不仕之贤者，此封有永不叙用之意，未免欠妥。徐世昌在日记中大发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这就标志着徐、袁携手时代的结束。徐世昌此时一定异常失望，自己一向唯袁世凯马首是瞻，为之出谋画策，肝脑涂地；竭力辅佐的结果，实非始料所及。此时再不分道扬镳，那就得同流合污，也背上千载骂名。徐世昌在袁世凯称帝前即已恢复帝制必定失败，抽身先退，无疑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