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端棻
梁启超得赏识李端棻，两人多次会晤，娓娓而谈，李梁联姻成佳话
光绪十五年(1889)秋，衡阳籍内阁大学士李端棻为主考官典试广东乡试，福建王仁堪为同考官。此年为巳丑恩科，考生云集。作为主考官的李端棻见梁启超少年倜傥，俊秀儒雅，便格外留心。及至阅其文章，见其文熔经铸史，言辞犀利，气势沛然，与自己的心思颇有默契，便点为第八名，并亲率梁启超入京会考，考后多次约见。几经会晤，言谈中，李端棻见他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知其有忧国忧民、胸怀四方之志，久后必成大器，遂萌生联姻之意，慨而作媒，将自己堂妹——京兆尹李朝仪的千金李蕙仙相许配，成就了一桩好姻缘，李梁联姻一时传为佳话。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前往北京与李蕙仙完婚。梁启超初至北京，语言不通，贤妻教之以京腔，帮助消除语言上的障碍。在京期间，梁启超与李端棻朝夕相处，每相聚之时，娓娓而谈“西学”，侃侃而论“维新”，师友相待，无话不谈。李端棻与梁启超的关系可谓情同父子。梁启超曾说：“启超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数十年。”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李端棻的敬爱之情。1889年至1898年十年间，梁启超到京师多寓住在李端棻府第，李端棻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为梁启超援引，使梁得以结交各界名流。梁启超由一个未经世事的年少书生成长为倡导变法维新的领军人物，与李端棻的一手栽培提拔息息相关。李端棻与梁启超建立密切的关系，为策划维新变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李端棻荐举新人，密保维新派康、梁等，策划变法，功绩可耀千古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后，光绪帝“欲兴庶政而图自强”，降诏征求“通达中外能周济时用之才”。不料时过数月，应者寥寥。光绪帝多次降旨求贤，但朝中大臣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为保全自身的福禄富贵，极力阻挠革新。唯李端棻竭力保荐了16位俊彦维新之士，其中包括创建自立军、从容就义的唐才常，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贵州提督学政严修，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夏曾佑等。仅此，李端棻的功绩可光耀千古。甲午战败反映出中华民族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更加暴露了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先知先觉的李端棻与康有为、梁启超力求国家振兴、民族富强，共同谋划上书光绪皇帝。他们联络了十八省的举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号召了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请求“下诏鼓天下之气”、“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现存上书的题名录共计603人。作为朝廷大臣的李端棻不便公开支持，但其中李氏一门参加上书的就有李端棻的堂兄弟李端启、李端荣、李端慨、李端检，另其亲戚故旧若干人参与上书。
康有为是众所周知的维新变法的风云人物，但是如果没有李端棻竭力保荐，使其与光绪帝相见，恐怕百日维新的昙花一现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李端棻与康有为结缘，自然始于梁启超。李端棻、康有为皆为梁启超的老师。李端棻为朝廷重臣，又长康有为25岁，故康有为对之一直是尊敬有加，以苾园老称之。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蘸起热血，慨然写成《上清帝第一书》，本答应荐举转呈的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看了上书之后，恐获罪最终未上达皇帝。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多次上书，极言变法维新，由于位卑言轻，丝毫不起作用。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24日，李端棻向光绪帝上奏，密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光绪阅后，认为李端棻所言属实，但因公车上书的事，慈禧恨透了康有为、梁启超，光绪不敢公开授官职，只任命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人充当军机处章京，由他们与康有为、梁启超联系变法事宜。因为引荐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保举之功鲜有人知。
变法需要人才，荐举维新人士是李端棻施行变法思想的第一步，此举为变法争取了必要的人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