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树声
张树声对整治、军事、外交等具有一定的认识深度，其洋务思想和举措超前，认为自强的根本在于人材和人的意识，在于教育
张树声秉性“读书好为深沉之思，尤究心经世之学” 。在率部与太平军作战中，就较早地接触西方兵器、制度；担任地方大员的时间较早，多次参与朝廷内政外交重大决策讨论，因此对于政治、军事、外交等内政外务都有全面的接触领会，并具有一定的认识深度。加之他所具有的肥西人“趋新、敢干”的特质，洋务思想和举措在当时亦为超前。其思想独立性和批判性很强，在近代化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张树声的洋务思想，初期表现为“夷人之技以制夷”。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张树声不断接触到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以及闻所未闻的训练方法和战术，由此对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为表象的近代文明，有了切身的感性认识。因此，他很快就成为曾国藩、李鸿章等所倡导的练兵制器、以“夷人之技以制夷”的洋务自强思想的追随者。
张树声的近代化思想真正的成熟是在就任两广总督以后，在这片开天下风气之先的地方，张树声的思想发展很快，较为超前，主要包括“培养人才，改革科举”、“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设立议院”等方面。
他莅任仅两个月，就认识到海防建设和自强大计中的培养人才的重要。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指出洋务自强不能局限于简单的购船买炮，同时更要着重人材的培养，“轮船驾驶、机器制造之学，必须无藉于外人，始为自强之实际。” 张树声认为自强之计，根本在于人材和人的意识，在于教育。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在其主持下，“勘择黄埔地方之于仁船澳”建成西学馆。又鉴于旧学“易涉空言”之弊，特意命名为“实学馆”。对于旧的科举制度，张树声认为已经时时起了阻碍制约的负作用。只有彻底改革这种旧体制，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声疾呼，建议朝廷改革科举旧制，增设新科目，建为六科：“其有文武兼资，洞达时务，堪任将帅者为一科；其有经学湛深，文章尔雅，堪备著作者为一科；其有志节坚贞，论辩敏达，堪使绝域者为一科；其有讲求吏治，居心恺悌，堪膺抚宁者为一科；其有操守廉洁，条理精密，堪治财赋者为一科；其有精通图算，深明机器，堪胜营造者为一科。” 分别负责选拨军事、传统文化学术、外交、政治、经济、科技等不同范畴内的人材，从而大大拓展了科举育人的途径，细化了科举的科目，突出了新科举制度育人以应用为主的宗旨，相较于科举旧制，是科学的、进步的，也是符合现实需求的。
张树声具有远见卓识，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利权、声张民族正义的外交原则，提出“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设立议院”
在外交思想方面，当时清廷内部存在着多种分歧。有的一味畏惧外敌，不敢言战的言和派；有只知言战，以和为耻的清议派；也有游离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但是，张树声具有远见卓识，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利权、声张民族正义的外交原则，对现实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能根据形势发展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这些思想和举措表现在他亲手处理朝鲜“壬午事变”、布置海防陆防以备中法越南战争，以及关于日本吞并琉球、俄国谋夺伊犁要求改约的“球案、改约”的地方大员筹议讨论之中。张树声认为“球案”、“改约”并不相干，反对相互牵扯，更反对在被要挟的情况下议改条约。
张树声还较早提出“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设立议院”的思想。1884年，张树声在自己的《遗折》中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这已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为救国的根本上达朝廷了。敢于把“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等有关“废科举”、“兴民权”等要害问题尖锐地摆到清最高统治者面前，并要其正视现实，改变“数百年不变之法”，以图王朝之兴，以求民族富强，确实胆识过人。
他在这封临终《遗折》中指明了“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以及“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等改革主张。显然，张树声生前不敢公开提出议院问题，也不敢激烈批评。只在技术和经济的层次学西方的自强新政，而直至临死时才敢上这样一个遗折，说明当时在官员和朝廷中，主张设议院还是很难被接受甚至可能是“大逆不道”的问题。当时能够赞同张树声主张的，只有少数人物，因此张树声的《遗折》在当时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反响，产生的实际效果也相当有限。
张树声在两广总督任上，还具体进行了一些如“展接电线”、督造“蚊子船”等洋务实业举措。由于时代的限制，他的很多洋务自强思想和举措没有得到朝廷采纳，更难得到推广普及。但他的这些冷静思考和超前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却具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一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