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葆桢
日本入侵台湾，沈葆桢东渡台湾处置日本侵台事件，在陆防方面，以北洋、南洋洋枪队设防，认为应当官民同命，“民心可用”，召集兵力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东南海疆出现危机，清廷大为震惊。清政府即命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等办”。当消息证实后，清政府深感事态严重。同治帝遂正式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东渡台湾，处置日本侵台事件。沈葆桢分析了中日双方形势，认为日军有可能扩大侵略范围，高山族山胞是敌不过手持洋枪洋炮，训练有素的日军。而台湾首要任务是加紧军事部署。他既反对“一味畏葸，只图置身事外，不恤贻患将来，”也反对“一味高谈，昭义愤快心，不妨孤注一掷，于国家深远计均无当焉。”据此，他十分迅速地制定了全台的防务部署计划：
陆防方面：拨调北洋、南洋洋枪队五千名来台设防；南路兵力由一营增至六营，是张其光统率；北路兵力由一营增至两营，由台湾道专其任。此外，又令前署台湾镇曾元福“提倡南北乡团，以资保固，并分招后山响导，谕致屯番生番各头人，与之要约”。沈葆桢继承舅舅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进步思想，看到渔民“衽席风涛”，“招此辈以易班兵，民间既开生途，防务尤为得力”，深信民众力量的作用，“台地民心可用，当事能拊循而激励之，足以敌忾”。他认为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人民反侵略的自发斗争加以压制，虽然是不得已的，而“今日情形迥非昔比，似宜明饬镇道，如民间受其荼毒，立须声罪致讨，官民同命，草木皆兵”，只要官民同命，便可使“全台屹若长城”。沈葆桢这种进步的思想是他能够在台进行“厚集兵力”的政治思想基础。
沈葆桢了解到日本侵台所用铁甲舰，上书请求购买两艘，并要求船政局赶造兵船，修筑西式炮台，日军难以取胜，与清政府谈判，得到赔银五十万两
海军方面：沈葆桢在大陆时，已了解到日本向西方购买铁甲舰两只以为侵台之用。该舰是当时一种先进的舰种，在海军中具有决定意义。沈对此有深切了解，奏请设法向西方购买两艘。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间，沈葆桢再次要求福建船政局赶造兵船。“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他还大胆地提出自造铁甲舰的计划，“购致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
修筑西式炮台：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第一座西式炮台在安平海口建成，“外可遥击敌船，内可近卫郡治”，使安平成为防守日军入侵的坚固屏障。
入侵台湾的日军，陷于台湾人民激烈抵抗的泥淖之中。沈葆桢从大陆调来的精锐部队又将他们团团包围。日军不适应台湾南部盛行的疫气，“死者日四、五，病者不计其数”。日本侵略者见沈葆桢布防周密，在军事上难以取胜，且军心波动，不得不与清政府谈判。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闽台海防缺乏信心，深恐局势发展，会把战火引向大陆各地，谈判中步步退让。在英国调停之下，以中方赔银五十万两，日本撤军为条件，结束了战争。日本人在台湾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却在谈判桌上轻易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