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焕
恒祺与崇厚以为该条约中允许中国照旧在澳门设官治理自己国土，葡国使臣认为这条约等于承认澳门隶属于葡萄牙
当时参加订约谈判的全权大臣恒祺与崇厚仅着眼于条文中“仍由大清国大皇帝任凭设立官员驻扎澳门”一句，就认为中国可照旧在澳门设官治理自己国土，对葡萄牙在条约中塞入的“此等官员与法、英、美诸国领事等官无异”这话，却因缺乏国际公法常识，对其实意茫然无知。而这恰是确定中国在澳门设立什么性质官员的关键。 葡国使臣基玛良士对条约中这一规定欣喜若狂，认为这等于承认澳门隶属于葡萄牙：“葡萄牙王室在此权益首次以明确而体面的方式得到了确认”（萨安东《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卷二38～39页）。但签订条约的所有清廷官员，直到葡萄牙使臣来天津要求互换条约之前，都没觉察到被葡国使臣所愚弄。
薛焕在关键时刻保住澳门不被葡萄牙“合法”侵占，与阿穆恩据理力争
薛焕却因葡人性急此事引起警觉，于同治三年六月二日，以总理衙门名义向两宫幼帝奏称：“今该公使不候届限，先行前来，不知有无诡谋，……臣等庸先为请用御宝，应俟钦派大臣与之见面后，查看有无别情，再由该大臣奏明办理”。慈禧太后见奏后，想满朝文武“唯薛焕深知洋人的习性”，即让薛焕为钦差全权大臣，赴天津会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办理中葡换约事宜。为此薛焕连日检查案据，发现该约第九款无疑正式承认澳门主权属葡国，应该删去。但薛焕因参奏通政使王拯吸食鸦片得罪朝贵，以刚降五级之身贸然否定这已经画押只待用玺的条约，无疑是指责前钦使浑耗无知，会重重得罪当时主持总理衙门事务的恭亲王与具体签约的全权权大臣恒祺王爷，及现在同为钦使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但中国国土怎能无端拱手让人？六月十七日，薛焕与葡国公使阿穆恩会商时，便决然提出，此条约尚有商议之事，待中国议定后，方可互换条约。阿穆恩满以为此时只是例行公事互换盖上国玺的条约而已。不想薛焕一见即予否定，大怒。加之从法国人处得悉薛焕不但无前任钦使的王爷身份，且仅为刚受削级处分留用的总理衙门大臣，故盛气凌人地对薛焕宣称：条约已由大西洋国君批准，万难更议，此时应先互换，如有不妥，然后再重新商议修改之事不迟。薛焕明白，阿穆恩这说法“明系有意欺狂，欲将条约换到彼手”，“而我所商之事，则指为条约已换，无可更易”。
当即肃色回答阿穆恩：“既可商量更易于互换之后，何仿变通，商酌于未换之前”（《澳门专档》卷三82～83页）。“现在澳门绕越漏税之事甚多，于中国税项大有妨碍，应将第九款澳门设官一层，仍照从前旧规稽查收税”。薛焕同时郑重申明：“澳门本系中国地方，与英、法、美诸国领事官驻扎之例是不同的。因此，第九款中关于领事官一段，应该删去。”阿穆恩听后，知其“瞒天过海”的最为得意之笔被薛焕发现，当即“暴躁无状”、“盛气凌人，决意不允”，于六月二十日无故离开天津，声称要返回澳门（《澳门专档》卷三88页）。薛焕自知此举冒着极大风险：葡萄牙本欧洲强国，今倚仗法国支持甚嚣尘上，一旦引起战端，对积弱不振的中国无疑是不小打击。因此，薛焕在谈判过程中，始终不卑不亢地以理抗争。因担心各国公使听信阿穆恩一面之词，并于六月二十四日将换约实际情况照会各国公使，设法让英国驻津领事德尼克站出来说话：“阿穆恩性情急躁，况换约之事，理应和同商办，断无不妥之理，曾向其劝导，彼也不肯听从，殊难理说。”（《澳门专档》卷三83页）。为葡使撑腰的法国公使没料到薛焕在谈判桌上不但举止有度，且深谙国际公法，谈锋甚利，加之英领事如是说，不愿为葡国而得罪英国，自不便再置喙。
葡使阿穆恩在离津之日，派人给薛焕送来照会一件，说中国要更改和约，有意损害葡萄牙的利益，中国“想必有不换约之定意，相应作罢会”（《澳门专档》卷三76～77页）。薛焕随即复照阿穆恩：“查贵国与中国议立和约，载明俟两国御览彼此批准更换。其意盖谓彼国批准，而此国不批准，似未便更换，并无丝毫勉强之意。缘立约乃万年和好之事，必于两国有益，彼此均无损碍，方可行之永久，若有偏损之处，自应于互换之前，彼此和衷相商，将如何取益防损之处，豫为言明，方免日后不便，此乃情理之至。……乃贵大臣五月十四日在公所相见，本大臣等将大皇帝饬商之件略题数语，贵大臣即起身回寓，不允商量。……如贵大臣不以中国皇帝之命为重，是不以和好为念，其必有不换约之定意，此责任在贵大臣，并不在本大臣等也”（《澳门专档》卷三79页）。薛焕给阿穆恩的复照，理直气壮且文笔犀利，既符合国际惯例，又让阿穆恩无可反驳。薛焕以刚受“实降五级留用”之身，冒着得罪位高权重的满清王爷的风险，在关键时刻正气凛然地制止了澳门被葡萄牙“合法”侵占，为中国今后成功收回澳门扫除了障碍。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薛焕列传里虽然没有，却在《澳门专档》里记录了全过程记录。澳门在上世纪末回归中国，薛焕地下有知，应感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