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焕
薛焕解除八股文禁忌，兴办新学，创建“中体西用”的尊经书院
薛焕“其功尤伟”的改革举措之一，就是在四川改革晚清教育方向，创办了“中体西用”的尊经书院，让学子们解除八股文的禁忌，“不课时文”，从而得到“学以致用”的知识。这里说的尊经书院，即今四川大学前身。在它之前，四川省的最高学府是康熙四十三年（1740年）设立的以八股文为主的锦江书院，“生徒朝夕只是埋头研习时文帖括，不闻窗外时务大势，知识单一而狭窄，其八股时文总是抄四书五经陈词”，在近代中国大变革格局下，显得越来越不适合时代需要。就像当年在上海创建中国第一支使用先进武器的军队样，薛焕想趁此有生之年在四川创建一所中体西用的书院，于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兴文薛侍郎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于光绪元年（1875年）在成都文庙西侧石犀寺旧址修建了这所新的书院，并担任山长。有人认为，尊经书院大门匾额所书“石室重开”，是两千年前蜀郡太守文翁在这儿创建的“文翁石室”又得重开的意思，是直接反映书院上承文翁遗教、振兴西京之学的办学宗旨。其实，薛焕在此暗喻了另一层意思：清廷这道闭关自守的大石门总算被打开了。
薛焕力主选拔优秀生员留洋学习科学技术，搞好与吴棠、张之洞的关系，以取得二人对创办尊经书院的支持
创办“中体西用”的尊经书院，现今不少人都归功于当时的四川学政张之洞。但仔细推敲，那时的学政张之洞还不是后来的那位振兴洋务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而是那个坚持“儒学”的少壮清流之首张之洞。他是在八年后外放两广总督，因与洋务接触多了才逐步认识到西学重要性的。而薛焕则很早前就曾力主选拔优秀生员留洋学习科学技术，清廷按其建议也选拔了一些生员留洋，但薛焕仍觉得这样做似杯水车薪。中国需要大批懂得先进科学的人才，必须自己兴办新学。但因当时守旧派势力很大，薛焕不能正式提出中体西用的办学方针，只能在“通经学古”的前提下侧重强调西学，这是应对守旧派的一种策略。薛焕当时很多改革措施皆“只能做，不能说”。当时，薛与张还有不少分歧，这从《创建尊经书院记》看出：“督部盱眙吴公与薛侍郎使之洞议其章程。事属草创，未能画一，有所商略，或未施行。”张之洞在尊经书院成立不到两年就进京了，薛焕则任了六年尊经书院的山长，他死后王闿运接任，王闿运走后由薛华墀接任，皆以振兴新学为宗旨。张之洞则是在磨砺了二十多年后（1898年），才在前人基础上在《劝学篇》中总结中体西用观点的。
为取得川督吴棠与学政张之洞对创建尊经书院的支持，薛焕是狠下了一番苦功的。经过一连串的挫折，薛焕懂得了为了达某一目的，必须首先处理好与这目的相关的关系。当时川督吴棠在重病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薛焕只须动员士绅们出资出力，减少地方财政压力，吴棠自是感激；对少壮清流之首张之洞就得投其所好了：首先，薛焕捐资为兴文县购置两个秀才名额，使兴文小县与宜宾额员相等，不光为县人称道，更使学政张之洞高兴：在当时的清廷，教育经费是严重不足的，薛焕这一举措是对张负责的教育工作的支持。其次，薛焕得知龙安知府王祖源与张之洞交好，便拉来参与创建尊经书院。王女乃善丹青的才女王懿娴，而张之洞学政四川时乃鳏夫之身，因此由薛焕做媒，请川督吴棠主婚，既让张之洞“爱情事业”双丰收，又完成了自己创建尊经书院的计划。
尊经书院自创办以来，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中体西用的主张不再被人视为离经叛道。其学以致用的新知识不仅奠定了四川新的教育方向，使四川沉闷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还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如著名的经学家廖平，戊戌变法中死难的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罗伦、被孙中山追赠为四川三大将军之一的彭家珍、辛亥革命中领导荣县独立的吴玉章、共和国副主席张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