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韵珂
鸦片战争初期，刘韵珂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主战派 ，后多次战败，不得不转为求和派
不少人（包括某些学者）认为刘韵珂在鸦片战争中是主和派人物，其实不是。至少在战争初期，刘韵珂是个彻头彻尾，与林则徐立场完全一致的主战派。
道光二十年也即公元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英国于是年6月发动了著名的鸦片战争。在林则徐等率广东兵民的积极合力防御下，英军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便按原定侵略步骤，北上进犯。7月初，英军攻厦门不下，遂乘浙江防务空虚，攻占了定海。时任浙江巡抚的乌尔慕额因“事前既无准备，临事不合机宜”被革职，刘韵珂被朝廷调任。到任后，刘韵珂于宁波安抚难民，并在沿海巡防，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农历正月，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赴任杭州后，提出了“定海一日不复，其为心腹之患”的主战言论。作为颜伯焘的密友，刘韵珂亦极力主张“必应寓剿于防，歼此丑类”。他俩联名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祯等主战派人士。同时，刘韵珂亲赴浙江前线，与将士襄筹收复定海攻剿事宜，并“请添铸位，以资分布”，配合两江总督裕谦积极筹办浙江防务。
招宝、金鸡两山隔港对峙，形势甚为险要，而港口只宽三百余丈，为防止英舰联结闯入口门，刘韵珂与由粤到浙的四品卿衔林则徐再三商筹，“拟购长大木桩，又从港口偏旁，层层扦钉，填塞石块，或明或暗，疏密相间，将江门束窄，则逆船势难直闯，而炮台均可会攻，于防剿似俱有益。”
对镇海和定海的防务，刘韵珂亦多次征询林则徐的意见。对于民众自发抗击侵略军的行为，他大力支持，并上书朝廷，赞赏定海各地乡民“慕敌忾同仇之义，相形踊跃”。
同年六月，道光下令各省撤兵时，刘韵珂竟抗旨不撤，并奏称“臣自上年蒙恩擢任来浙，以英逆胆敢犯我瀛壖，切齿痛恨，欲加痛剿，以泄愤懑，而振国威
厦门失守，复在各要隘设堑掘壕，杜其登越，并亲率各兵，再三激励，于战守之法，实已曲尽无遗”。
同年八月十七日，英军再攻定海，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军五千血战六昼夜，力竭战死，定海再陷，钦差大臣裕谦在镇海兵败后投水而死。宁波守城兵勇望风溃散，宁波失陷。在此情况下，刘韵珂不象其他官吏似的慌张失措，而是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命令“在籍布政使郑祖琛率师扼曹娥江，总兵李廷扬，按察使蒋文庆、道员鹿泽良驻守绍兴，募兵二万人守省城”，并“厄守具，清内奸，抚河匪十麻子投降效用”，保住了省城杭州和绍兴等地。
战事屡次失利后，道光帝便不再对前线增调新兵，认为军事抵抗无用，只能另寻他路。刘韵珂领会了皇帝求和的意图，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和地盘，也由于他看透了形势，即由主战派转为主和派，向道光上了著名的“十可虑”奏折。一至七可虑为，英方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助，自己军心、民心不二用。第八可虑，因为战争，糟粮难收，大军失利，军心不稳；第十可虑，因战乱频繁，当地军民相背，官军顾此失彼。而尤能打动道光的应是第九可虑，浙江去年雪灾，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个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敢于讲真话，敢于与当时的阿谀奉迎，大拍马屁的官场风气唱反调，这既表现了刘韵珂对国家的忠心，更体现了他的胆量。这应是他在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原因之一吧！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副对联，道是“扬威威不扬靖逆逆不靖两将军难兄难弟；定海海未定宁波波未宁一中丞忧国忧民”。其中“扬威”指“扬威将军”奕经，“靖逆”乃奕经之弟“靖逆将军”奕山。兄弟二人寡谋少断，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中丞”即指当时的浙江巡抚刘韵珂。由此可见，民间对刘韵珂是持赞赏态度的.
边局平稳以后，刘韵珂积极主持了修建营房，疏浚水陆要道等活动，并负责赈济抚恤了流利失所的15万难民。对朝廷要求增加的捐税，他坚持“剿敌之款可捐，赂敌之款不可捐；他省完善之地可捐，浙省残破之余不可捐”的观点，竭力为治下的百姓减损失，谋福趾。
刘韵珂升任闽浙总督后，采取“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并制订《沿海口岸防条二十四则》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刘韵珂升任闽浙总督。为防国家与英人做生意时受损失，他采取“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遵守条约让福州通商，背地里做下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43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37万元，后两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对此，刘韵珂十分自得，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处此。”当然，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刘韵珂的措施是不妥当的，可站在历史的角度，却未免不是一计良策。
同时，为了防止英国人无限制地扩大事端，寻衅滋事，他根据道光的意旨，制订了《沿海口岸防条二十四则》。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三月，他针对外国商船来中国做生意，不经政府检查货物和按律纳税直接与商民谈生意的做法，便上书道光皇帝，要求政府制订一部完整的对外贸易条款。这两项举措，对于保卫中国领海，保护关税权，维护中国的司法、海关等主权，防止列强侵入内地和白银外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惜垂暮的道光皇帝和其后昏庸的咸丰皇帝未纳忠言，致使以后的中国日渐凋蔽，并为越来越多的外国入侵者所凌夷掠夺。
刘韵珂亲赴宝岛，慰问高山族同胞，保护台湾人民的利益，维护祖国统一
刘韵珂对祖国宝岛台湾，亦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不惜涉险过海，亲赴宝岛，看望慰问高山族同胞，与同胞们密切接触，频繁交往，“同行同饮同乐”。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廷接到台湾淡水同知史年伯禀报，台南高山族同胞埔里等6社“求官经理”，要求朝廷开发台湾。朝廷命闽浙总督刘韵珂派员赴台调查。为了组织好这次活动，以便把台湾人民的真实情况反映到朝廷上去，刘韵珂便派自己的得力助手曹士桂前往。
曹士桂通过调查，深切地感受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台湾和祖国血浓于水，人民心向祖国，台湾与祖国不可分裂。这是历史大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台湾人民请求政府开发的态度是真诚的。
听了曹士桂的汇报后，刘韵珂除了行成文字上报朝廷外，并在曹士桂的陪同下亲赴台湾。
当高山族同胞按当地风俗杀鸡款待他们，并邀请他们与民同乐时，刘韵珂认为“此情不可拂，此境不易得也”，便“慨然应允”。为了更好地表示对高山族同胞的尊重，刘韵珂除根据朝廷旨令将曹士桂由江西南昌县令调任台湾淡水同知外，还安排专人协助高山族同胞搞好开发。临行时，他专门设官宴宴请高山族同胞的头面人物，对其他高山族同胞“命以大坛酒给从人与群番畅饮”，“以此御寒，且以同欢”。刘韵珂、曹士桂等官员真诚的关怀高山族同胞，为他们的生计所焦虑，“慨然者久之”，“恻恻然欲泪”，令台湾同胞也深受感动。正是因为刘韵珂等从维护祖国统一，保护台湾人民的利益出发，所以高山族等台湾同胞始终心系祖国，即便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