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韵珂
相关资料中，真实的福建神光寺事件并非是刘韵珂和徐继畲在对英侵略者的观点上持妥协的态度
道光三十年，林则徐与刘韵珂、徐继畲在福建神光寺事件中意见不同，史学家一般将神光寺事件看成福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说成由于清朝官吏破坏而遭到了失败。时任浙闽总督和福建巡抚的刘韵珂和徐继畲被看成妥协派、投降派的代表人物。神光寺事件导致了刘韵珂和徐继畲在政治上失势，而病中的林则徐则被重新起用，作为钦差大臣去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尽管林则徐与刘韵珂和徐继畲都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但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前者是抗英斗争的民族英雄，后者却是投降妥协的庸吏。这似乎已经定论。笔者近年来查阅了有关的档案资料，感到这一结论有失偏颇，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有必要加以澄清。本文拟用档案资料，对神光寺公案进行考证、分析，并对林则徐和刘韵珂和徐继畲在神光寺事件中的意见分歧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得出比较符合历史的结论。
我们在探讨神光寺事件以前，首先要搞清鸦片战争之后刘韵珂和徐继畲在福建任上对外交涉活动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什么?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徐继畲由广东按察使迁任福建布政使。五月，刘韵珂由浙江巡抚迁闽浙总督。刘韵珂在任闽浙总督七年中，外交上基本上依赖布政使（后为巡抚）徐继畲。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刘韵珂接奉上谕：广西巡抚著徐继畲补授，福建布政使著陈庆偕补授。刘韵珂立即上奏了《密陈夷务急需得人》一折。刘韵珂认为，闽省夷务“虽稍减于广东，而实难于江浙”。原因是“江浙通商，每省均止一口，又距省城较远，有府道县为之维持，均不甚难。闽浙则两口通商，一在南台，逼近会垣，为入省门户；一在厦门，孤悬海外，为台内咽喉”。另外“英夷领事又驻居省垣，稍有未周，即难保不别生枝节”。刘韵珂说：“臣自莅闽以来，时深顾虑，幸得新授广西巡抚徐继畲,熟悉八闽利弊，洞晓各夷情伪，遇事熟筹密商，时向厦门道恒昌指授机宜。故虽英夷或间有背约要求，或夷商因纳税狡狯，或华夷因语言不通，口角争斗，均可设法随时了结，相安无事。”刘韵珂在赞扬了布政使徐继畲后，即表现出对福建巡抚郑祖琛的不满：“夷性偏执，非其所习好相信之人，竟难冀其听受。是以抚臣郑祖琛到任已及半年，英夷领事，从未禀陈一事，亦绝不至署请谒。”因此英人“事无巨细，无不求地方官，带赴藩署商议，一经徐继畲相机开导，靡不帖然悦服。其开导之法，悉与臣意见相符”。刘韵珂坦诚地说：“是闽省夷务，日形繁重，其得以无误，并可数年相安者，徐继畲之力十居八九，臣实不敢掠人之美为己有也。”而“欲求如徐继畲之人地相宜者，实难其选”。刘韵珂最后写道：“臣为夷务紧要起见，谨不揣冒昧，缮折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臣无任惶悚待命之至！”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道光帝在刘韵珂密奏上朱批：“国事为重，何冒昧之有！”接受了刘韵珂的意见。即刻下了谕旨，将新任广西巡抚徐继畲与福建巡抚郑祖琛互调。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福建对外交涉活动的实际中心人物是刘韵珂和徐继畲。
清宫档案中有资料证明，刘韵珂和徐继畲并非对外妥协，而是揣测夷情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刘韵珂和徐继畲在福建任上推行了对夷惠而对民猛的对外妥协政策。这一结论有失偏颇。笔者前几年在清宫档案里发现了闽浙总督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上奏的一件留中密片。刘在密片的结尾处写道：“所有臣等年余中筹办福州夷务事宜，并年来揣测夷情，因均关机密，正折内不便胪叙，谨附片内详细密陈，伏乞圣鉴。再，臣等所办各情，因夷性阴狡，巧于窥探，故除藩司外，余人皆未知悉。皇上垂览之后，并乞俯赐留中。”道光帝在密片上朱批：所见所办俱好，切不可令该夷知觉，是为至要。并密谕刘韵珂：“驾驭夷人事宜，密之又密，不可稍露端倪，致令有所藉口。”根据刘韵珂的密片及道光帝的谕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1.密片说除藩司徐继畲之外，余人皆未知悉，证明这一策略是刘韵珂和时任布政使的徐继畲密商之后制定的。2.道光帝对这一策略是完全赞同的。3.道光帝再三强调密之又密，说明这一对外政策不仅英人不知道，而且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