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噶尔丹
基比列夫向噶尔丹提出政治，军事方面新的要求，并刺探中国边境的军事情势
噶尔丹在后援断绝，兵员锐减情况下，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噶尔丹决策失误，固然有种种因素，但戈洛文的空口许诺和唆使，确实起了极恶劣的作用。1689年底，噶尔丹的使者达尔罕宰桑对戈洛文说：“他奉命携函来见全权大使（即戈洛文）请求军援，并面请各位大使从边境城市派遣沙皇陛下军队以及大使如今率领的军队去打蒙古领主。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希望沙皇陛下军队与他的兵力会合，共同打击上述蒙古人，将其彻底歼灭。作为交换条件，噶尔丹在给达尔罕的训令中说：“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建寨地区原本是蒙古的，不是博格德汗的，统辖蒙古人和这个地区的是他——博硕克图汗，倘若沙皇陛下有意在这里重建城堡，博硕克图汗愿将这片土地让给陛下”。为此，戈洛文向达尔罕保证：“如果他们博硕克图汗向敌对的蒙古人发动军事进攻，则沙皇陛下可根据博硕图汗的进攻形势，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以及其他城市发兵进攻蒙古人”，戈洛文在交由达尔罕带回的致噶尔丹信中更是明确表示：“沙皇陛下官兵永远不会停息干戈”。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月，戈洛文还派出格里戈里·基比列夫到噶尔丹处活动，基比列夫一行陪同达尔罕，于同年七月二十一日抵噶尔丹牙帐。当天噶尔丹即予以接见，在场还有达赖喇嘛派往准噶尔的代表济隆呼图克图。
基比列夫的使命有两项：一项是向噶尔丹提出政治，军事方面新的要求；另一项是刺探中国边境的军事情势。关于第一项使命，在戈洛文给基比列夫的训令中列了五条，综其内容主要为：一、要噶尔丹“集中自己全部兵力，前去进攻敌人，悉心进行军事搜索”，并及时将军事行动情况告知“全权大使（即戈洛文）及沙皇陛下所属各城堡”，沙俄方面将根据噶尔丹进攻情况，“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及其他城堡对这些敌对的蒙古人进行军事搜索”，至于希望两军会合作战，“由于相距甚远，实不可能”；二、噶尔丹今后应将清政府有关政治、军事方面的建议及时“知照沙皇陛下境内就近城堡”；三、噶尔丹对一切愿意臣服沙皇的蒙古领主、台吉，应“饬令不得刁难，不得禁阻”，并对居住在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地区已臣属沙皇陛下的蒙古台吉应“饬令所属不得予以凌辱和施加任何暴行”。关于第二项使命，即刺探军事情报，戈洛文向基比列夫开列出一大串项目，诸如：噶尔丹与喀尔喀蒙古发生争端的原因为何？噶尔丹当前驻扎何处？兵力多少？在同噶尔丹会谈中达成了什么协议，等等。
戈洛文空口许诺噶尔丹，采取口头上的支持，行动上敷衍
噶尔丹把基比列夫尊为上宾，基比列夫抵噶尔丹牙帐的第二天，正逢乌尔会河战斗发生，噶尔丹“带上俄国使者去‘观战作证’”。基比列夫事后大肆吹嘘噶尔丹的实力，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噶尔丹深知清朝政府是实现自己野心的主要障碍，因此决心进一步投靠沙俄，“准备向俄国作出任何让步，甚至领土的让步”。他甚至向俄国人表示，“只要他们给他2000或3000哥萨克精兵和一些大炮，他就能够破坏中国在长城外的全部边境。”乌尔会河之役后，噶尔丹率军深入乌朱穆沁，“遂乘胜长驱而南，深入乌兰布通，距京师七百里乃止，时“京师戒严”，情况危急。
噶尔丹与之对阵的不是弱国庸才，而是国势兴旺的清王朝和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康熙面对咄咄逼人的准噶尔铁骑，首先在外交方面，对正在进行的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方针作了调整，康熙指示，俄国“若恳求尼布潮（即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由于清政府的让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0年9月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使清政府在外交上赢得了主动，之后尽管戈洛文仍“在厚待这一强大的邻居”，但再也不敢放手大干。加之俄国政府从尼布楚条约中获得实利，俄国的最高当局远非如前一时期那样，急于与噶尔丹建立联盟，而是采取口头上的支持，行动上敷衍的政策，并很快将戈洛文从西伯利亚调回莫斯科。1693年8月俄国政府还向各关卡监督发出训令，严禁向卡尔梅克人输出军火。
清政府在军事上也做了一系列准备，康熙决定亲征。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三十五年（1696年），准噶尔与清军之间大规模战役有两次，一次是二十九年八月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克什克腾旗境内）之战；另一次是三十三年五月的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以南宗莫德市）之战。这是两次战略决战，均以噶尔丹的失败而告终。乌兰布通之战使噶尔丹丧失了进攻的锐气，而昭莫多之战使噶尔丹丧失了有生力量，战后噶尔丹率残部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一带。
噶尔丹的“东进政策”终以彻底破产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