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柟
吕柟独守程、朱理学不变，认为“天下无一事非理，无一物非道”，联系天理与人事，重新贯彻程朱理学“体用一原”的观点
吕柟生活的时代，正是程朱理学困乏支离、王（阳明）、湛（若水）心学盛行天下之时。面对这种情况，吕柟并没有像大多数朱子学者一样倒向心学，“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
首先，针对当时学者以读书、究心草木鸟兽等客观事物为“格物穷理”的认识，吕柟指出：“这个物，正如孟子云‘万物皆备与我’‘物’字一般，非是泛然不切于身的。故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虑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盖无一处非物，其功无一时可止息得的。”吕柟认为，所谓“格物”的“物”并不是“泛然不切于身”的东西，而是“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虑之所起，皆是物”。
既然如此，那么“格物”所要穷究的“理”究竟存在于何处呢？吕柟指出：
“程子‘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之言极明白。今孟禽欲举一二事为样子者，只是把天理看在苍然之表，以为上也；把人事看在渺然之躯，以为下也。孟禽只在人事上作，则天理自随，孟禽作处殊无高卑难易之别。”
“天下无一事非理，无一物非道，如《诗》云:‘洒扫庭内，惟民之章。’夫洒是播水于地，扫是运帚于地，至微细的事，而可为民之章。故虽执御之微，一贯之道便在是也。”
在以上引文中，吕柟明确指出，所谓“天理”不是高高在上的一苍然之理，人事也不只是形而下的东西。实际上，“天下无一事非理，无一物非道”，在形而下的事物之中就蕴涵着所以然之理，“一”即存在于“多”之中，故谓：“天理不在人事之外，外人事而求天理，空焉亦矣。”也就是说，不能把天理和人事绝然分割开来，当做毫不相关的两件事。因此，所谓“下学人事，上达天理”，不是说既要学习人事，又要学习天理，以为在人事之外另有一个天理，二者互不联属，而是说通过日用人事就能认识和把握那超越的所以然之理。所以吕柟说：“古人制物，无不寓一个道理。如制冠，则有冠的道理；制衣服，则有衣服的道理；制鞋履，则有鞋履的道理。人服此而思其理，则邪僻之心无自而入。”通过这种解释方式，吕柟把天理和人事联系了起来，使超越层面的天理与具体事物通贯为一，从而打通了本体与现象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朱子后学把天理“凝固”在书本和客观物质实体上，使天理同现实世界严重相脱节的弊端，并重新贯彻了程朱理学“体用一原”的观点。
吕柟认为应通过躬行实践来认知天理，使程朱理学的“天理”具化为生活之理
那么，如何将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从而认识和把握天理呢？吕柟认为，必须通过躬行实践。
问颜子之学。（吕柟）曰：“天资极高，不易学。学者且当学曾子。曾子以笃实之资，动皆守礼，学之有所依据。如《礼记》所问，与夫子论孝等篇，皆其随事精察而自有得。一日三省，尤见切实之学。故夫子之‘一贯’，亦因学有所得而语之，其余门弟子不能及也。……世之儒者，不问学者之资禀，而概以圣人‘一贯’、‘上达’之理告之，则是诬之而已矣。”
吕柟指出，颜子天资极高，不容易学，学者应该学曾子。曾子笃实，所以其学也非常切实，也就是能够躬行实践，“随事精察”，所以曾子对夫子的“一贯”之道能当下领悟。这就是说，对天理的认知必须通过力行实践，在学有所得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一贯”，而不是直接就能够“一贯”、“上达”的，掌握那个一以贯之的“一”。同样，对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道理，也必须经过实践，才不会因时间久了而忘记。
楷问:“诸经虽曾读过，久多忘记。且读时记性鲁钝，若其难而不知其乐，何故?”先生曰:“当时读，只徒记诵，不曾将来身上体贴做工夫，所以易忘。且苦其难处，亦近发愤，过此则便乐矣。”
吕柟指出，书上讲的知识道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之所以会忘记，是因为当时“只徒记诵”，而没有将其落实为具体的道德实践，即“不曾将来身上体贴做工夫，所以易忘”。因此，吕柟说：“学者虽读尽天下之书，有高天下之文，使不能体验见之躬行，于身心何益，于世道何补!”认为“看经要体认玩索，得之于心，见之于行才是。若只读了，却是记诵之学，虽多亦奚以为”。读书既要认真体认玩味，以得之于心，又必须将书中所讲的道理见之于行，这样才能对自我的身心有益，才能有补于世道。否则，虽读尽天下之书，格尽天下之物，又有何用，不过只成就一口耳记诵之学。这是吕柟所不认可的。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吕柟之学突出了人的实践活动是贯通天理与人事、联系主体与客体的关键，强调只有躬行实践才能真正认识和掌握天理，这对当时学者流于空谈义理，只徒记忆背诵的学问风气不无补偏救弊之功。而且吕柟通过强调“天下无一事非理，无一物非道”，肯定了天理不是离开日用人事而孤立存在的超越之物，使程朱理学的“天理”具化为生活之理，重新成为人身心真实受用，终身由之的东西，成为拯救世道人心的依据，而不只是一个客观静止的认识对象和超越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