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柟
吕柟认为应以天为学，“学仁学天”，教书育人亦必须“因人变化”、“因材施教”
吕柟所提出的为学之路就是他的“学仁学天”说，其曰：
凡尽力于学，须要学仁学天，方是无有不足处。孔颜之所为乐处者，盖得于此。(卷3)
在这里，吕柟明确指出为学只有“学仁学天”，才能“无有不足”，而宋明理学家所津津乐道的“孔颜之乐”也在于此。那么，吕柟所主张的“学仁学天”的具体含义究竟是指什么，为什么要以此为学呢？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一段对话来进行了解。
问“致良知”。先生（吕柟）曰：“阳明本孟子‘良知’之说，提掇教人非不警切，但孟子便兼‘良能’言之。且人之知行自有先后，必先知而后行，不可一偏。傅说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圣贤亦未尝即以知为行也。纵是周子教人曰静曰诚，程子教人曰敬，张子以礼教人，诸贤之言非不善也，但亦各执其一端。且如言静，则人性偏于静者，须别求一个道理。曰诚曰敬固学之要，但未至于诚、敬，尤当有入手处。如夫子《鲁论》之首，便只曰‘学而时习’，言学则皆在其中矣。”
当吕柟说完这段话之后，他的另一个学生章诏立刻进行了补充，认为圣人之学譬之于天，“诸子则或言日月，或言星辰，或言风云、霜露，各指其一者言之”，而君子既然要希天，所以也要以天即以圣人为学。章诏的这种看法得到了吕柟的首肯。换言之，对吕柟来说，“天”就代表着圣人（主要指孔子）之学，而周、张、程、朱、王等人的学问则象征着日月、星辰、风云、霜露。因此，所谓“学天”即意味着要学圣人之学。因为在吕柟看来，诸子之学“非不善也”，但“各执其一端”，就像“日月亦天之运用者耳，苟为云雾所障，则明掩矣。若天地，日月、风云、雷霆、霜雾，皆所驰使运行者也”。具体来说，吕柟认为每个人的资质和学力都有所不同，而且所“受病”即缺点和不足处也不同，比如有的人性格生来就偏于内向，喜欢安静，如果这时再让其去主静，就不合适了，而是应该“别求一个道理”。同样，诚和敬固是学之要，但未至于诚、敬，便还须有一个入手处才行。由此来看，诸子之学确实是“偏于一端”。但圣人则不同，圣人教人是“因人变化”，就像“医者之用药，必是因病而发”，圣人“或因人病处说，或因人不足处说，或因人学术有偏处说，未尝执定一言”，“随人之资质学力所到而进之，未尝规规于一方也”。因而，从教书育人的角度来说，必须“因人变化”、“因材施教”，不能执定一家之言，否则就会有所偏颇；而从学者为学的角度来说，也必须以圣人为学，因为圣人之学涵容各家思想学说，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学习。
吕柟认为“理”乃是“天下公共之理”，“以天为学”要学天的“至公至仁”
另一方面，从“理”是天下之“公理”来看，也应以天为学，以圣人为学。吕柟说：
“……道理，乃天下公共之理，若有未善，当极其辩论，以求其是，毋吾以也。”
吕柟指出，“理”乃是“天下公共之理”，并非掌握在哪一家或哪一个人的手中，并不是一己之“私理”。因此，学者不能自以为是，认为自己说的就一定对，而别人讲的就不对了。天下善言良多，学者“切不可执泥己说”，否则就无法博学多闻，于己有“闻善之益”了。
由以上可见，正是本着“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和对理是天下“公共之理”的认识，吕柟才提出要以天为学，即学天之广大包容、兼收并蓄之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吕柟的思想中有通过回归先秦孔子思想来应对中晚明当时那种多元学术思想纷争的意图。
除了学天学圣人的兼收并蓄、灵活多变之外，吕柟讲的“学天”的另一个意义就是要学天之“至公至仁”，他说：
凡看《论语》，且须要识得圣贤气象。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只是一个至公至仁。如深山穷谷中，草木未尝不生，如虎、豹、犀、象也生，麟、凤、龟、龙也生。圣人与之为一，如有一夫不得其所，与天地不相似。观夫舜欲并生，虽顽谗之人也要化他，并生与两间，要与我一般，此其心何如也！
在吕柟看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只是一个至公至仁”，即使是深山恶谷，草木未尝不生，如虎豹之类的猛兽、麟凤之类的灵兽也未尝没有，这也就是圣贤的气象。圣人与天地“至公至仁”的精神为一，天地的至公至仁就体现为圣人的化民之心、并生之心，也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各得其所”，立于天地之间，“如有一夫不得其所，与天地不相似”。因此，吕柟的“以天为学”的另一个内容便是要学天的“至公至仁”，使万物各得其所，而这也是“学仁”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