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神会
神会大师的弘法，到洛阳等地挑战、抗辩、定宗旨，贬抑北宗禅法，标榜南宗精神
神会的弘法实际是“不断革命”的过程。他在惠能圆寂后被请到南阳龙兴寺，与士大夫们密切交往，广交僧俗朋友，极力宣传他的禅法思想。之后，到洛阳等地挑战、抗辩、定宗旨，贬抑北宗禅法，标榜南宗精神，不断弘法立宗。
赞宁《神会传》说：
开元八年，敕配住南阳龙兴寺。续于洛阳大行禅法，声彩发挥。先是两京之间皆宗神秀，若不淰之鱼鲔附沼龙也。从见会明心六祖之风，荡其渐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时始判焉。致普寂之门，盈而后虚。
唐玄宗开元八年（720），神会被“敕”往南阳龙兴寺，说明在惠能圆寂后的七、八年中，神会游学、弘法，已经不是一个“神会小僧”了，想必他的声望不小，有人举荐到皇帝那里了。到南阳后，年近不惑的神会思想已经成熟，为后来的行动提供了精神准备。南阳（今河南南阳市）在洛阳的南方、长安的东南，彼此相距都不太远。秦汉以来一直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曾号称“帝都”，人文荟萃，历来佛教名僧辈出。敕住这里，表明对神会的重视。实际上，南阳期间是他最为活跃的阶段，所以史书习惯称他是“南阳和上”。
根据曾任唐山（今浙江昌化县）主薄的刘澄所集录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也曾被称为《神会语录》、《神会录》）记载，神会在南阳龙兴寺期间，与众多的僧俗和士大夫酬答宣教。当时与神会直接交往的朝廷官员就有：户部尚书王赵公（王琚）、崔齐公（崔日用或其子崔宗之）、吏部侍郎苏晋、润州刺使李峻、张燕公（张说）、侍郎苗晋卿、嗣道王（李炼）、常州司户元思直、润州司马王幼琳、侍御史王维、苏州长史唐法通、扬州长史王怡、相州别驾马择、给事中房琯、峻仪县尉李冤、内乡县令张万顷、洛阳县令徐锷、南阳太守王弼等。参与提问的僧人有庐山简法师、神足法师、崇远法师、魏郡（今河南许昌市）乾光法师、哲法师、志德法师、蒋山义圆法师、牛头山宠法师和袁禅师、罗浮山怀迪法师、门人刘相倩、同寺僧惠澄禅师、齐寺主、弟子比丘无行律师、门人蔡镐等。
刘澄在序言中对神会大师的评价，禀六代为先师，居七数为今教
南阳和尚，斯其盛焉。禀六代为先师，居七数为今教。响恋如归父母，问请淡于王公。明镜高悬，须眉怀丑。海深不测，洪涌澄漪。宝偈妙于贯花，清唱顿于圆果。
神会讲经说法，焚膏继晷，意气风发，贯通六代祖师思想，高标圆顿旗帜，明镜闪耀，惊涛拍岸。于是，僧俗学人，望风而来，“响恋如归父母，问请淡于王公”，神会此时似乎成了无人匹敌的导师！——当然，因为刘澄的《语录》多是事后集录，并非都是神会在南阳时期的问答事迹，还包括大量其后在洛阳等地的论辨言语。但神会“骨气殊众，聪辨难测”（宗密《神会传》语）的气质风范，决定他在弘法过程中必然表演得酣畅淋漓，得意扬扬。这种情形，在《南宗定是非论》与崇远的辨答中，表现的很清楚。
神会与人辨答的主题广泛，诸如佛性、真如、空色、中道、定慧、顿悟、渐悟、忏悔、读经等等，几乎包括了佛教最普遍的理念、修学方法等问题。根据神会《坛语》的记录，神会登坛说法之前，先带领众人发愿、忏悔、礼佛，遵循庄严规范的仪式。神会与士大夫以及其他法师们的辨答内容，反映出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状况，透露出不同社会阶层的精神追求和信仰价值趋向，为我们开启了研究线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神会在南阳与士大夫们的交往，成为了他日后成名成家的社会基础。那些士大夫中，有不少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官宦，自然成为神会的政治依靠。比如，户部尚书王琚，《旧唐书》卷106有传，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因参与除太平公主及其同党有功，拜户部尚书，封赵国公，此后曾任外郡，一度被削封，开元二十年（732）又复封。神会与他交往的时间，应是他担任滑州刺使或邓州（南阳属邓州）刺使的时候，大约在天宝元年（742）之前。当时，王琚“以偈问三车义”，神会最后回答：“若为迷人得，一便作三车。若约悟人解，即三本是一。”使王琚很是佩服。唐宗密《圆觉经大疏抄》卷三下《神会传》记载说：“因南阳答（王琚）公三车义，名渐闻于名贤。”著名佛教居士、时任侍御史的王维也曾赞誉神会：“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 于是，“天宝四载（745），兵部侍郎宋鼎请入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