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颜元
颜元认为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正当途径，对传统的科举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也同时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对于学校教育的危害
颜元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对于学校教育的危害，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正当途径，而那种传统的科举制度，以时文（八股文）取士，是用八股文代替实学，不仅不能选拔真才，反而会引学者入歧途，贻误人才。所以他指出：“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3）反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态度，跃然纸上。
诚然，颜元是打着古人的旗号批判传统教育的，即所谓“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然而，在当时“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条件下，他无惧“身命之虞”，而敢于猛烈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把抨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程朱理学，这是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这在当时的思想界起了巨大震动。梁启超说颜元是当时思想界的大炸弹，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若联系任公本人之主张与当世之情形可知任公之推崇习斋亦是欲借此广变革之学，破理学之流弊。并非欲以习斋之说全废程朱王陆诸贤之说。）
颜元十分重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把人才视为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因而，他在“九字安天下”的方针中，把“举人才”列为首位。他说：“如天不废予，则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颜元不仅重视人才，而且进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在他看来，“朝廷，政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所以，从人才的角度来分析，颜元的上述见解确有道理，它正确地揭示了学校、人才、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它对于当前我们正确认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战略地位，不无意义。
颜元教育主张是以反传统、反教条、反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文字教育的战斗姿态出现的，其核心是在于强调“六艺”教育
颜元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有具体主张。他认为，“令天下之学校皆实才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若“令天下之学校皆无才无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8）可见，他主张学校应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是品得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颜元的这种主张目的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即他说的“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能够“佐王治，以辅扶天地”，这是颜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视人才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强调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这些都是正确的。同时，他提出的“实才实德之士”的培养目标，显然已冲破了理学教育的桎梏，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要求发展社会生产的新兴市民阶层对于人才的新要求，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颜元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是以反传统、反教条、反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文字教育的战斗姿态出现的。因而，为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在教育内容上，颜元提出了“真学”、“实学”的主张。它的特点是崇“实”而卑“虚”，与传统教育，特别是与程朱理学教育，针锋相对，“彼以其虚，我以其实”，以“实”代“虚”，以有用代无用。颜元认为尧舜周孔时代的学术便是“真学”、“实学”，所以大力提倡当时的“六府”、“三事”、“三物”。这里所说的“六府”、“三事”，即《尚书·大禹漠》所云的“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周礼·地官》所云的“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颜元看来，“三物”与“三事”是异名同实。“三物”之中。又以“六艺”为根本，“六德”、“六行”分别是“六艺”的作用和体现。所以，颜元提倡“六府”、“三事”、“三物”。其核心是在于强调“六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