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浩
史浩识别刘蕴是金兵派来的奸细，在处理军国大事方面，史浩也想有作为。
高宗退居德寿宫后，纵容宦官梁康民开设酒库，这当然是犯榷酒之禁。右正言袁孚“亟请对，论北内有私酤，言颇切直”。高宗听到后震怒，孝宗“严于养志，御批放罢”。
史浩得知出面问皇帝，袁孚有什么罪？孝宗说：“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史浩多方进行劝解说，“北内给事，无非阉人，是恶知大体？若非几个村措大在言路，时以正论折其萌芽，此曹冯依自恣，何所不至”？“争臣无故赐罢，天下咸以为疑”。“陛下试以意白去孚，倘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不料高宗“怒袁孚甚”，亲赐孝宗“酒一壶，亲书懙率偎骄四字于上”，孝宗无奈。最后，只能让袁孚“请词”，离开朝廷，而孝宗为他“除直秘阁”，“以职名华其行”，来了结德寿宫与谏官的纠纷。在这场直言与歪理，法与权的小小较量中，充分反映了朝廷人治的本质，让袁孚本人“请词”，“以职名华其行”，不过是为徇私屈法的人治蒙上一块遮羞布而已。但这却反应了史浩在弥合朝廷或宫闱的争斗方面，表现出来的智慧。
刘蕴古是金人派来伪装投降南宋的，别人都没有识破他。当时刚巧有万余人应募去北方营田，陈康伯、张焘等都表示赞同让刘蕴古带他们去，史浩却独持异议说：“这一定是奸人来诈降，伎无所使，就借这件事返回金国。”他当即召来刘蕴古，问他说：“樊哙想以十万人横行匈奴，议者均以为可斩，今你得一万乌合之众，有什么作为？”刘蕴古大惊失色说：“这一万人都是无家可归的，带他们到北方去营田，决不会出什么意外事的。”史浩反唇相饥说：“这一万人固然无家，但你的家在何处？”那时刘蕴古家小还留在金国的幽燕之地。他自知失言，恐惧而回。后来刘蕴古果然私派他的仆人向金密献宋军机，事发而伏诛，人都称佩史浩的先见。
在处理军国大事方面，史浩也想有作为。但他，显然觉得恢复中原，南宋的力量不足，既然没有十分的把握，不如暂时维持偏安一隅的现状。
史浩肯定张浚的忠义之心，但坚决反对急于用兵的主张。
金帅完颜亮南侵，吴璘自四川出兵，一举收复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地区。在陕西孤军奋战，虽然连战连捷，但金兵反扑之势却越来越重。史浩以为陕西不可守，说动孝宗诏令吴辚放弃陕西重镇德顺军。隆兴元年，史浩为相，草拟诏书，勒令吴璘撤退，吴璘只得奉诏退兵。当时任川陕宣谕使的虞允文极力反对，并当面向孝宗陈说利害。这一年，虞允文入宫回答皇上的提问，说史浩一直主张弃地求和，等到升为右丞相后，就立即实施他的主和政策。原来史浩在亲自为孝宗拟定的诏书有这样的词句：“丢弃鸡肋一类没有多大意味的东西，可以消除金人的贪婪之心。”虞允文上奏说：“现在有八条理由说明我们可以继续对金作战。”孝宗问到弃地问题时，虞允文用朝见时所执手板在地上画，力陈丧失土地的利害。孝宗听了后悔说：“史浩误我！”于是又下诏令吴璘便宜行事，让吴璘自己决定是进是止，然而为时已晚，吴璘接到前一个诏书，不敢违抗，已开始被迫撤军，金兵追击，失去城池掩护的宋军伤亡士兵三万余人，将佐数十人，宋兵大溃败，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新收复的十三州也又为金人占据。然而吴璘却实在难负其咎。就在吴璘奉诏退兵的时候，左右劝谏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举所系甚重，奈何退师？”吴璘回答“璘岂不知此？顾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外，有诏，璘何敢违！”貌似平淡的这句话其实极为沉痛。
这时张浚进升为枢密使，抗战派就在朝中占了优势。当时有陈康伯为左相，史浩为右相，朝中的秦桧党人都已被驱逐。所以，应该说朝廷的主流意见都是恢复中原，但是，怎么恢复？是立刻挥师北伐还是暂时韬光养晦？朝中大臣各执其见，争论经年。其中张浚、王十朋、胡铨、虞允文、陈俊卿、王大宝等人主张立即北伐，史浩、陈康伯等主守。
张浚急图恢复，屡次上奏，欲取山东。史浩肯定张浚“大仇未复，决意用兵”的忠义之心，但坚决反对急于用兵的主张，张浚奏请御驾亲征，史浩则向孝宗陈述三条理由以阻止：一曰："下诏亲征"，则无故招致敌兵，何以应付？二曰，若以"巡边犒师"之名，去岁曾有一次，州县供奉甚臣，朝廷自用缗线一千四百万，国库无以负担；三曰，若为"移跸"，则无行宫，陛下自行，万一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如何是好？可见史浩当时反对是经过深思的。
张浚进位枢密使后，就都督江淮兵马，开督府于建康，北伐也就正式提上了日程。而史浩则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才是最稳妥之计。史浩还提出了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的主张。张浚认为：这是自动向敌人示弱，要筑城防也应筑在淮河上的泗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