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增新
新疆边境局势混乱,杨增新对待入侵者严守中立,守护边境稳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疆周边的局势更加纷乱,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苏俄红军和白军大战,众多哈萨克族难民涌入新疆,部分战败的白军也携带武器进入新疆。杨增新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将这些难免安置,但又要避免干涉他国内政的口实。对俄国红军、白军的战争,杨增新严守中立,对进入新疆的败军一律解除武装,进行分散安置,不给苏俄红军越境追剿的口实。
保境安民是杨增新最重要的目标。一方面“攘外”,通过外交努力和英国、苏俄签订一系列条约,保证边境的稳定;另一方面“安内”,在新疆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而对嘉峪关以东的内地政治局势,他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决不介入。所采取的“认庙不认神”的政策就是为了避免内地军阀混战波及新疆。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后来谁做北洋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杨增新都采取“认庙不认神”的政策。这在当时中国的局势下,应当是较为明智和理性的选择。他对当时全国的局势十分失望,认为“民国成立,由扰乱而割据,由割据而并吞”,北京的中央政府政令不通,且更替频繁。新疆要维护一方的平安,那么不管中央如何变化,都表面拥护,但新疆内部事务概由杨增新自己处理。为此,他成功的阻止了“黑喇嘛”的侵扰,挫败了冯玉祥引兵进疆的图谋。在杨增新都督府的大堂两侧,悬挂一副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 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
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杨增新治理新疆更倾向用传统的方式。政治上他多用纵横术,平衡民族和派别的势力,让其互相制衡,而不使其中一端过于强大,如他对新疆政坛上两湖帮和甘肃帮即是如此;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上推崇“无为而治”,澄清吏治,尽量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公共支出,如他治理新疆期间,所养的军队是各省中最少的;对城市建设也不太上心,省会迪化破破烂烂;注重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在各地广修水渠,开垦荒地,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地区发展羊毛加工业。正是在这种强势的“小政府”治理下,新疆社会繁荣,秩序井然,民族和宗教矛盾得到极大的缓和,他本人也在各族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都尊称他为“老将军”。
因杨增新在政治上的铁血手腕而树敌颇多,被人持枪击杀
杨增新晚年由于在政治上实行铁腕政策,引起军务厅长兼交涉署长、迪化道尹樊耀南严重不满。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军横扫北洋军各系,阎锡山、冯玉祥等与蒋介石合流言好,建立南京国民政府。7月1日,杨增新召集金树仁、李溶等商议电报南京政府,表示承认。此事被樊耀南获悉,决心趁关内大乱刺杀杨。7日,樊耀南趁杨举行俄文法政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庆典设宴之机,率法政学校教务长张纯熙等人发动政变,将杨增新枪击在地,杨增新挣扎起呼喊卫兵,樊耀南又亲手朝杨胸部连补二枪毙命,率三十余名敢死队奔入督军公署,搜出督军关防,宣布接管政权。政务厅长金树仁闻变,“为杨老将军报仇”,急调兵包围督署,将樊耀南抓获,绑在栓马桩上,处以挖眼剖心极刑。
杨增新被杀害时年66岁,其灵枢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假道西伯利亚东运,苏联政府为杨增新开祭致哀,并派专车和军警武装护送到北京,葬于北京北郊昌平区沙河镇的南沙河北侧。原墓址在八达岭高速东侧辅路处,现存神道碑距迁移前原址100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