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甄
唐甄在对传统儒学反思的认识中，提出了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学说，他最为推崇孟子的“圣人之治天下”的理论
唐甄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对传统儒学的反思认识中，提出了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学说。他继承发扬了从孟子到王守仁的尽性事功的心学思想，尖锐批判了程朱理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习。 唐甄最为推崇孟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具体地涵盖了“圣人之治天下”的理论，“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潜书·潜存》）同时，他又认为，自孟子以后，最能领悟圣人之学的人，当推陆九渊、王守仁二人。
孟子、陆九渊、王守仁为什么能够执圣学之枢、得圣人之道，唐甄认为这就在于他们的尽性事功心性之学。他说： “尧舜以来，传道以传心”（《潜书·宗孟》），唯有知心，才能得识圣人之道，这是学问之道的入们。因此，他在继承了孟子的“尽心知性”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心性思想上，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心性理论。 他认为，良知、心、性是一个东西，综合为“道”，“道由心致，不由外致”（《潜书·格定》），“天地与道际，心与天地际”（《潜书·敬修》）。他说：“性统天地，备万物”，“心具天地，统万物”（《潜书·良功》）。性即是仁义礼智的四德之道，“四德我自所有，非由外铄”，以仁义礼智以合于天地万物，即是尽心知性，始乃尽性事功。他认为，“良知可致，本心乃见，仁义礼智俱为实功”，实功即表现为“仁能济天下”，“义能制天下”，“礼能范天下”，“智能周天下”（《潜书·宗孟》）。 唐甄指出，尽性事功就是以仁义礼智四德的心性，以合于天地万物，这是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经世致用、救世治民才是圣人之道的根本宗旨。他说：“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潜书·辨儒》）因此，他既批判了道家只重“养生”和佛家但求“明死” 的出世思想，又着重揭斥了程朱之学“但明己性，无救于世”的空疏陋习。 唐甄认为，尽性与事功二者不可割裂，而是彼此统一的。
唐甄认为尽性与事功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而是彼此统一，尽性表现为事功，事功依赖于尽性
他说，“修非内也，功非外也”，“自内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为生矣”（《潜书·良功》）， “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能修身”（《潜书·性功》），不修其身，不能治天下；只修其身，亦不能治天下。尽性与事功是相互统一彼此融合的，裂一而不得其半。故他认为，程朱之学实能穷性之原，有功于儒家学说的发展，但它只言心性，不重性功，“精内而遗外”（《潜书·有为》）， “彼能见性，未能尽性”（《潜书·性才》），有违于儒学的根本宗旨。他们“终日言性，而卒不识性之所在”（《潜书·宗孟》），“今于内其精致，于其外若遗若忘……名为治世，实非治世，即非尽性”（《潜书·性功》）唐甄指出，程朱之学，舍治世而求尽性，既不能尽己之性，亦无益于社会民生。 如何尽性事功？唐甄提出了性才合一的思想。他说：“世知性德，不知性才”，性与才二者同出一源而不可分，“尽其本体，其才自见”，才即是性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尽性即其尽性之才，发挥出性的功能和作用，言性必言才，言才必事功。他认为，不能尽性事功，就是其才没有发挥作用。“四德无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尽。”唯有尽心知性，始能充才事功，“心不明，则事不达；事不达，则所见多乖，所行多泥”（《潜书·性才》）。 唐甄指出，尽性表现为事功，事功依赖于尽性，“性不尽，非圣；功不见，非性。”（《潜书·有为》）仁义礼智四德不是体现在性本身，而是体现在性才上，通过性才的作用，体现在对天地万物的事功上。故他说：“仁之为道，内存未见，外行乃见；心知未见，物受乃见。”（《潜书·性才》）事功乃是尽性的表现和目的， “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贵无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潜书·辨儒》）因此，唐甄特别重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说，他说：“知行为二，虽知犹无知，虽致犹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潜书·知行》）知行合一就是尽性事功；尽性事功才是儒者为学之道，才现儒学治世之用。他说：“我尽仁，必能育天下；我尽义，必能裁天下；我尽礼，必能匡天下；我尽智，必能照天下。”（《潜书·性才》）唯有尽性事功，才能展示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道。总之，唐甄的思想对近代社会启蒙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