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甄
唐甄唯一著作就是《潜书》，是唐甄的论文集，模仿汉代王充的《论衡》，提出了一系列抨击君权专制和倡导以民为本的进步政教观点和主张
《潜书》（1705）是唐甄遗世的唯一著作，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起初名叫 《衡书》，初刻只有13篇，署名唐大陶。后来逐渐增加到97篇，并改名《潜书》，署名唐甄。唐甄在其书的《潜存》篇中说，他撰述此书“历三十年，累而存之，分为上下篇。言学者系于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系于下篇，号日《潜书》。
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据有关资料考证，《潜书》的刊刻时间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唐甄的女婿王闻远刊刻行于世，这是最早的原刻本。此后有1883年的李氏刻本和1905年的邓氏刻本，均是原刻本的翻版。新刻本有中华书局出版的1955年版本，1963年又出版了增订本，1984年又第4次印刷。 《潜书》是唐甄的论文集，在体例上模仿汉代王充的《论衡》。全书的内容不在于引经注典，更不同于汉后诸儒的文字章句之学，而在于针对时弊，吸取明末政治腐败导致农民起义的教训，提出一系列抨击君权专制和倡导以民为本的进步的政教观点和主张，旨在善政养民，摒弃程朱理学，以实学济世扶危，治国平天下。《潜书》97篇，分上、下篇，上篇又分上下两部分，上篇上共21篇，自“辨儒”至“劝学”；上篇下共 29篇，自“取善”至“博观”。下篇亦分为上、下两部分，下篇上自“尚治”至“柅政”共24篇；下篇下自“惰贫”至“潜存”共23篇。全书主要是政论文，一部分是教育著作。论述教育的有：辨儒、宗孟、法王、知行、 性才、自明、敬修、讲学、劝学、取善、五经、得师、 太子、明悌、诲子、博观、用贤、教蚕、全学、审知等诸篇。
《潜书》上述诸教育篇所阐述的教育主张，是以其反对君权专制政治和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学风为基础的，表现出鲜明的民主政治倾向和崇尚尊重个性与实学学风的价值取向。《潜书》教育篇章中，论述的教育主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唐甄在《潜书》教育篇章中主张“尽性达才”、“明功辨义”的观点，废宋明程朱理学之教，代之以阳明致良知之教
其一，以“尽性达才”、“明功辨义”的观点重新解释儒家教育的目的与作用。
在《辨儒》篇中，唐甄指出：“圣贤之言，因时而变，所以救其失也”。儒家学说是以明道计功而有用于世治的，“儒者不言功”的观点是对儒学的歪曲。“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如果事不成，功不立，儒学及其教育又有什么用呢？他批评宋代以来的所谓儒学家，空事圣人之言，而“树功则无闻焉”。什么叫做功呢？唐甄以为兵、农、刑、谷利于百姓，能治乱安邦，能使百姓安居乐，能“广济天下”，即是实功。针对宋明理学家只讲修心养性，以致“端居恭默”、“无所施张”、空知无行的流弊，指出光知“性德”而不知“性才”是不知儒学真谛的。所谓“性才”就是通过“良知”的“自修”，由道德本体之“心”所焕发并作用于客观事物的才能。“如火有明，明有光”。光的大小和明暗不同，人的“性才”亦有大小，但作为教育来讲，唯在“尽性达才”。他认为：“性统天地，备万物。不能相天地，不能育万物，于彼有阙，即己有阙”。“性之为才，故无不周。何以圣人乃能周世，后儒不能周身？盖善修则周，不善修则不周”。宋明理学只讲“尽性”而不言“尽才”，故无实功可树。他说：“后世之为政者，心不明，则事不达；事不达，则所见多乖，所行多泥。徒抱空性，终于自废，何以性为!”在理论上批评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论是一种未能“尽性达才”的错误教育理论，并指出这种教育实践是弃 “仁”之教。相反，阳明的“致良知”之教，“一以贯之，明如日月，涉险履危，四通八辟而无碍也。其见于行事者，使人各当其才，虑事各得其宜；处患难而能全其用，遇小人而不失其正，委蛇自遂，卒保其功”，是“尽性达才”“明功辨义”的真儒学之教。唐甄主张废宋明程朱理学之教，代之以阳明致良知之教，这一主张是对明末清初所奉行的理学独尊文教政策的一个挑战，反映了他对儒学及其教育价值观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