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甄
唐甄不光重视理财，他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和物质经济生活，尤其重视养蚕业，养蚕只花费三十天劳动就可获得半于耕种的利润
唐甄重视农业生产，重视物质经济生活，除谷物生产外，在农，林，牧、副，渔中，他尤重视养蚕业。这和他曾任长子县知县以及他重视事物的哲学观是分不开的。《教蚕》云：“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也。四月务蚕，无男女老幼，苹力靡他。无税无荒，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此蚕之可贵也。” 可见他十分重视蚕桑之利。
他认为，养蚕“以三旬之劳，无农时之久，而半其利。”也就是说，只花费三十天的劳动，就可获得半于耕种之利。因此，他主张，不可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他接着说：“三代以下，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贪，生财无术。是犹家有宝藏而不知发，而汲汲腊腌果蔬之是鬻也。盍亦谋诸此与！吾欲使桑偏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非易也！”其原因就是“安之久者难创，习之惯者难作。约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从，则树殖亦不可就。”欲达到家家有桑可种，则必须除政府带头提倡外，要奖勤罚懒。 对人民群众奖惩的标准，不是依据领导的好恶，而是取决生产的好坏。勤者，生产多，则奖励；惰者，生产少，则惩罚。赏罚严明，自然会促进生产的提高，副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促进有直接的关系。要做到这些，首先要人尽其劳，地尽其利。然后才能谈到推广合理密植。改进蚕种缫丝等。在江南一带，大都为桑蚕种场，不象山东，河南，还有很多的柞蚕种场及蓖麻蚕种场。这就要因地制宜。唐甄是一个重农思想家，他十分重视勤劳致富。 唐甄的重农思想，和清代其他人比较起来，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其言经济则注重生产，棉桑树牧富民为先，返朴崇俭，无不有益于经国济世。诚如张廷枢所说：“其文驰骋反复，如列子御风，翩然骞举，又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于心者，畅所欲言，无艰难劳苦之态，而与道大适。”实乃公允之论。
唐甄觉得商人的地位不比农民低，他反对过去传统的抑商政策，自己经营商业，但却不认为是自卑
唐甄重视商业。他反对过去传统的抑商政策。在唐氏看来，商人的地位，并不比农民低些。他自己就经营商业。而且并不认为自卑。下面是他自己在现身说法：“有言经可贾者。于是贱鬻其田，得六十余金，使衷及原贩于震泽，卖于吴市，有少利焉。己而经之得失不常，乃迁于城东，虚其堂，己居于内不出，使衷原为矛，主经客，有少利焉。 在唐甄看来，经商为牙，亦救死之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至于一般社会上的陈旧看法，说什么“民之为道，土为贵，农次之，惟贾为下。贾为下者，为其为利也。是故君子不言货币，不问赢绌。一涉于此，谓之贾风，必深耻之。”又说什么“夫贾为下，牙为尤下，”这种贱视商人的观点，唐甄也是不同意的。既然吕尚可以卖饭于盂津，那么唐甄为牙于吴市，又有什么不可呢?“其义一也”。唐甄每以田市并列，农贾并称。他在《达政》中说：“养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劝农丰谷，土田不荒芜，为上善政一。……居货不弃商贾如归，为中善政一……学校殿庑常新，春秋享祀必敬，为下善政一。……”这可以反映唐甄对善政看法是有他自己的标准的。他把“居货不欺，商贾如归”列为中善政之一。 唐甄又在《太子》篇内这样说，“凡教太子，观于桑，则知衣服所自出，观于肆，则知器用所自出。凡教太子，过市，则见贩鬻之劳，在途，则见负担之劳。……” 如果他轻视工商业者，又怎样会这样说呢?他是肯定了商人有“贩鬻之劳”的。 唐甄的经济观点是在十七世纪上半期形成的。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这时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初形态，已稀疏地出现在东南沿海一带一些个别城市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中，然后缓慢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渗透农业经济部门中。在欧洲，人们见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于手工业，只是到后来才使农业从屑于自己。”这一情况，中国亦毫无例外。唐甄正处在这一时期，因此他的经济思想就不能不打着时代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