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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打破君权神授的天命论,从建立理想的国家政治目的出发,寄希望于储君的教养,在思想和理论上都有超越前人之处

作者:唐甄

唐甄在教育方面提出把传统学校教学内容由单纯的书本知识扩大到现实生活与生产以及军事知识技能范围,以培养“全学人”为教育目标 

其二,提出“全学”教育内容,把传统学校教学内容由单纯的书本知识扩大到现实生活与生产以及军事知识技能范围,以培养“全学人”为教育目标。
在《全学》篇,唐甄指出:“学者善独身,居平世,仁义足矣,而非全学也”。所谓“全学”,即包括仁、义、兵三方面的内容。仁与义是历来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所提倡的,但兵则为儒者所不齿。唐甄说:“君子之为学也,不可以不知兵”。“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因以亡矣”。他批评宋明理学教育只讲仁义而耻于言兵,结果忠臣孝子虽多,但一遇社稷不幸,“君臣震慑”,为“不仁”、“不义”者虏,国破家亡。

 

由此,他说:“所贵乎儒者,伐暴而天下之暴除,诛乱而天下之乱定,养民而天下之民安”。在《教蚕》篇中,唐甄认为三代以下,官吏不知教民田桑,“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贫,生财无术”。有鉴如此,他主张广教民学习种桑养蚕以及饲缫之法,使“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在《劝学》篇中,他批评后世儒者,将儒家学说裂为文学、事功、道学殊途,“习为迂阔无用于世,是以有薄而不为”,丧失了儒学及其为学的根本。他反复强调学以致用,应当把教育内容扩大到现实政治、生产与生活中来,不要囿于心性道德一途。他尖锐指出:“国家五十年来,为政者无一人以富民为事,上言者无一人以富民为言”,是不知“立国之道”“惟在于富”,以致“四海之内,日益贫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因此他主张以“生养之道”作为教育内容,移风易俗,使国与家富强。

唐甄认为一国政治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君王的德智才学,所以皇太子的教育尤其重要,在《太子》篇中阐述了天子以身作则尊师重傅的教育原则
其三,提出尊师重傅以加强皇太子教育的主张。
在《得师》篇中,唐甄称誉伊尹教太甲、周公训成王,提出“君德必成于学,而学必得师保”的命题。他以为一国政治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君王的德智才学,因此皇太子的教育尤其重要。如何教太子呢?唐甄在《太子》篇中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教育原则与方法:
(1)尊师重傅,即天子以身作则尊重师傅,只有树立师傅的尊严,才能使太子抑尊处卑。在作法上,打破南面临师傅,把师傅作为下属之臣看待的传统,真正使太子处于学生地位,“进退唯命”。
(2)让太子接触社会实际,“春使视耕,夏使视耘,秋使视获,冬使视藏”,从而知道生养之道。除了了解农业外,还应当观于桑、牧、牢、泽、圃、山、肆、市、道等,从而知道衣服、车乘、鼎俎、鱼鳖、果蔬、材木、器用等来之不易,知道商人、兵士、劳役等的劳苦。
(3)注意教育环境,不要异宫而处,异庖而食,异笥而衣,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同时还要禁止同宫女、宦官的接触,因为女色伤身,宦官害政,这是明代政治腐败最惨重的两个方面。
(4) 严格要求,“有过必挞”。唐甄主张如果太子不接受师教,不尊师傅,不敬不礼大臣,知而不行,不知农事农穷,不知物土人劳,受了教育而无实际行动,都应当 “挞之”。实行严格教育是使太子成为治国之君的必要条件。
在《得师》篇中指出,太子身贵,但“心无贵贱”,“是故天子学同于士,惧而笃学,当百于士”。唐甄打破君权神授的天命论,从建立理想的国家政治目的出发,寄希望于储君的教养,在思想和理论上都有超越前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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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历朝历代的名人
各大姓氏的名人
名人统称
中国十大
文人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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