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南星
特殊的境遇造就了赵南星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他的诗像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愈步愈衰的客观现实
在晚明的历史中，赵南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物，他一心为政却仕途坎坷，无心为文但文名甚高，特殊的境遇造就了他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因而他的诗也便具有了异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直面现实，有感而发。诗歌是现实的反映，它视整个社会为创作的源泉。赵南星一生坎坷，他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他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来反映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了一大批具有震撼力的作品，如《早春寄沈伯英》、《怀于景素先生》、《李本宁弃官南归，过予为别》、《夏日饮华伯叙怀》、《苍天歌》、《苦雪行》等。这些诗或感叹朝政颓败、权臣当道、君子贤达难居其位，或反映天怒人怨，灾异频发，苍生黎庶无以活命，作者直面现实，有感而发，深刻揭示了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迸发出“抚膺长叹息，何以活蒸黎”的冲天呐喊。面对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作者无暇顾及自身所受的累累伤痕，冷峻地审视社会，真实地记录下历史进程中的所有事件。在他的诗中，不仅充盈着朝政腐败、权力倾轧所形成的内忧外患和国运凋衰，以及这种无序现状逼使众多正直官员的被贬去位，而且透过这种忧愤疾俗，引发了更深层面的思索与拷问：“圣主深居卿相闲”，“天下渐危谁可赖”？类似的句子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赵南星的诗是一面镜子，它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愈步愈衰的客观现实，凝结成一首首时代悲歌，如果我们细细品评，不难从中寻觅到大明王朝走向灭亡的真正原因。
大处着眼，浑然天成。赵南星作为著名的“东林三君”，以深远的影响光耀青史，并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但他首先是一位忧时悯国、匡扶天下的政治家，其次才是著述颇丰、传唱千古的文学家。文学家视文学为毕生的事业，而文学只不过是政治家战斗的武器和表述思想的载体，这就是政治家和文学家本质的区别。纵观赵南星的诗词，大多即为大处着眼，“当关之呼”，而不见过分的雕琢与涂抹。他倡导“诗必从悟人”，反对“过于涂饰”，“以巧盖其丑”（《李于田诗集序》），这一诗观在他的序文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如“故诗之道，至大矣，至妙矣，非夫洞彻无疑之识，其孰能识之？非夫员神不滞之才，其孰能为之？而世之人往往托于雕虫之说，以掩其陋。夫善雕虫者，未有过于天地者也，而不以贬天地之大。要之出于自然，归于大雅，乃足观也。”（《李于田诗集序》）赵南星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去审视社会，关注民生，因此所作之诗亦多从兴衰苦乐的大处着眼，去抒发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往往给人以大气磅礴，匠心独运之感，其诗一气呵成，如江河奔涌，虽不事雕琢但浑然天成，自然流畅。如《送同年子郎生见李于田司马》、《金思玄主薄见访》、《古意有赠》、《寄赠仲一诗》等，均将个人命运与社稷安危兴衰系于一体，表现了一种天地间至大至妙的思想境界。就连众多的赠答与送别之作，也凸透出一股刚毅持重，有别于流俗的浩然之气。甚至在写给子孙的诗中，也绝少儿女情长，悱恻缠绵之意：“鸿鹄养六翮，奋飞览九州。安能共鸒斯，竞为蒿下游？丈夫怀远志，圣贤以为俦。文藻绚山川，中情信姱修。所希在天表，于世亦何尤？”（《示清衡》）“人当为豪杰，碌碌安足论？”（《示清恒》）其势如长风骤起，林披川动；其语如奔流直泻，欢快流畅；其意如胸臆顿开，清新自然。
赵南星作为著名的“东林三君”，师古镕今，出神入化，一语入诗，力透纸背，绽放出绚丽的思想之花
谐于性情，臻以妙境。诗是性情的凝聚，“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总论》）好的诗总是思想与情感的完美结合，二者相谐成趣，缺一不可。《古诗为横山妇作》是赵南星就任汝宁的重要之作，此诗叙述了一对患难夫妻的忠贞之爱。尽管凶荒之年众多乡民被逼为盗，其夫仍恪守本分，却被官府无辜捕杀，横山妇愤而殉情。虽诗题下标注此为“嘉靖中事”，但仍能引发出作者无限的愤慨：“所遇即为盗，何必真假为？真盗如流星，疾步不可追。田夫饿无力，擒之如擒鸡。并彼横山夫，一一反接之。”此诗洋洋洒洒，在一百零八言的长篇叙述中，处处闪耀着思想的火花，表现出情感的迸溅，这就是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深深同情和对制造这一冤案的凶残官吏的血泪控诉：“冤气凝不散，夜雨双悲鸣。……天地终枯槁，此恨不可平！”在诗完结之后，诗人意犹未尽，气愤难消，又写下一大段跋文，对于滥杀无辜的刽子手发出了气吞山河的声讨：“彼己长吏，虎噬善良，又禁贞妇之名不彰，痛哉！……故知古人之制，失刑则刑，失死则死，不可易也！”诗与跋相辅相成，犹如性与情相得益彰，使这一主题升华到至佳的妙境。类似的性情相谐还突出反映在他的边事诗中：“寒节砧声天地满，边亭戍客古今悲”（《秋声闻砧二首》之一）；“沙飞古戍炊烟断，霜满胡天画角哀”（《送吕宗望督饷兰州》）；“疆场旧鬼兼新鬼，道路南兵与北兵。酪酒琵琶应尽兴，雪霜刁斗岂聊生”（《闻征兵郡中入辽，今冬寒甚，怆然有作》）。这些诗将思想与情感有机地融为一体，将对国家的安危与守边将士的悲悯有机地融为一体，感人至深。赵南星没有将思想的锋芒停留在悲歌苦情的表面描写，而是从更深的层面去探求与思索，终于发出“纵起当年谢安石，养成祸乱亦难图”（《辽事》）的悲天长叹，使诗的构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妙境。
师古镕今，出神入化。赵南星具有深厚的学养，他治学严谨，诗从先哲，自《诗经》、《楚辞》、汉代《乐府》，而唐诗宋词，无不谙熟于心，运用自如，因而他作诗必徇古道，以成大雅。“诗者，圣人之雅言也。握管命意，必览先民而作，则赴理义以为归，合于作者，乃成德音。”（《范长公诗集序》）其四言古诗《定志诗》，起句“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从《诗经·小雅·鹤鸣》化出，融汇了皋陶、许由、子州、唐高、鲍叔、管仲、孔子等众多先哲不同的境遇，来诠解作者“孤居味道，永保利贞”的立言之说，师古而镕今，出神而入化，借古达意，尽显功力。鄗南千秋台乃光武帝刘秀中兴汉业登基之处，赵南星曾数次登临凭吊，悠悠情思，涌入笔端：“劝进先知业会倾，春花秋蒂旋枯荣。异代萧条生感慨，转见前贤禾黍情。”（《千秋台歌》）犹如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指点江山，折透出思想家的智言睿语。赵南星的诗词长于用典，随手拈来，自然嵌入。“诗用典故如不用者，使观者虽不记出处，亦觉痛快方妙。”（《闲居择言》）如“阮氏竹林寻匹侣，陶家松径有辉光”（《再作此奉众甫慎可》），既赞誉了众甫慎可叔侄才华如大小二阮，又暗喻了自己如陶潜一样的隐居生涯，遣词贴切，不着痕迹。“袖中新著三都赋，笔底轻挥五岳图”（《罗生行》），以古之文图名作自然衬托了罗伯符的出众才华，典型凝练，以少胜多。作者长于借代，随手拈来，天衣无缝。如“冰泮得双鲤，深衷托细素”（《早春寄沈伯英》，以“冰泮”隐喻早春，以“双鲤”和“细素”借指书信，自然而富含诗意。“纵有百毛遂，朱门万里隔”（《平原君咏》），以“毛遂自荐”反而用之，深刻阐述了招贤兴邦的社会环境，即千里马和伯乐的辩证关系。一典千钧，出神入化，一语入诗，力透纸背，绽放出绚丽的思想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