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南星
赵南星是明朝散曲作家、政治家，为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世以赵南星、邹元标、顾宪成比拟为汉末的“三君”，时称“东林三君”
上书陈说天下四大害，触犯时忌，乞归。
表面上上书陈说天下四大害，即“结党阴私、任人唯亲的干进之害；诬陷排挤忠良，小人得志的倾危之害；吏治日淤、民生日瘁的州县之害；乡官横行无忌、无人敢问的乡官之害。”
万历中，起为考功郎中，主持京师地区的宦员审察，他罢黜贪官污吏，遭到讦谤，被严旨削职。
光宗立，起为太常少卿，迁左都御史。天启三年(1623)，任吏部尚书，被宦官魏忠贤排斥，削籍戍代州至卒。赵南星为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世以赵南星、邹元标、顾宪成比拟为汉末的“三君”，时称“东林三君”。
明代后期，皇帝怠政庸懦，纪纲废坏，政治极端黑暗腐朽，明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明神宗朱翊钧是历史上有名的懒惰皇帝。由于在册立太子问题上不能遂意，加上对政事的日益厌倦等，明神宗在亲政后长期“晏处深宫”，不理朝政，“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怠于政事。神宗怠政，对当时政治影响极坏。择要言之，其一，朝政大事因无皇帝旨意而不能及时处理，耽搁拖延，封建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几于瘫痪。其二，神宗对朝中大臣的交相攻讦不加裁断，“听其自为胜负而已”，“士大夫益纵横于下”，加剧了门户之争。其三，传统的封建伦常被破坏殆尽，纪纲废弛，吏治败坏，“贿赂日张”，“风俗大坏”。其后的明熹宗则为庸懦之主，宦官魏忠贤专制朝政，“恣威服惟己意”，朝中群小肆虐，“士习渐衰，莫此为盛”。因此，明代后期政治的败坏，很大程度上是由皇帝怠政庸懦造成的。
赵南星的振纪纲自皇帝始的主张是极有远见的，不失为医治当时弊政的一剂良方，却难以实施
赵南星对当时的形势和弊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为了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他呼吁进行政治改革。他认为，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最高统治者──皇帝改变作风，带头遵守封建纪纲。他指出，“国是”是“皇上之国是”，“惟皇上能定之”，“皇上一身，天下之大纪纲也”，因此振纪纲必“自皇上始”。他认为，只要皇帝能改变作风，回到封建传统秩序的轨道上来，纪纲废弛的现象可以得到扭转，天下大治则不难达到。否则，即使有志大臣百计补救，也不会收到什么好的效果。在一份奏疏中，他说：“臣等虽焦心苦思，不如皇上之一念足以孚格苍穹；臣等虽敝吻燥舌，不如皇上之一言足以鼓舞四海；臣等虽鞠躬殚力，不如皇上之一举动足以维新宇宙”。在一封信中，赵南星流露出同样的思想：“天下事不意如此，视我辈薄游时便如隔世。虽有曲逆梁公，缚手无策。惟在至尊一念转移，太平可立见。不者，十周公何能为也？”
认识到了明代后期政治黑暗腐朽的根源，赵南星遂力图改革，对皇帝进行劝谏，希望其"一念猛省"，顿改前非。他先后上《覆新建张相公定国是振纪纲疏》、《覆陈侍御整颓纲疏》等奏疏，要求当朝皇帝"时御朝讲，数见大臣，勤理万机，务求至当"。
确实，在封建社会中，政治改革必须从最高领导层──皇帝开始。纲举目张，只有皇帝首先改变作风，带头实行改革，才能真正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也才能取得成功。因此，赵南星的振纪纲自皇帝始的主张是极有远见的，不失为医治当时弊政的一剂良方。倘若明神宗、明熹宗能听从赵南星等人的规谏（当时有此主张者还有很多），改变作风，亲勤理政，明王朝日益"溃败决裂、不可振救"的趋势是可以暂时遏制的，历史发展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可以为证。但是，在一个专制皇权高度发达的社会中，除非特殊情况，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是至尊无上的，大臣对皇帝的胡作非为仅有讽谏之权，讽谏不成则无如之何。明代后期的社会状况正是如此。赵南星等人的建议被皇帝当成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这，就使赵南星的振纪纲自皇帝始的主张无法实施，也难以见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