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南星
赵南星主张严惩贪官污吏，提出要坚决刹住贪污之风
明代后期，吏治败坏是政治黑暗腐朽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官吏们多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任上胡作非为，官场中歪风盛行。其一，是贪污之风盛行。大小官吏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腐朽生活的需要，任上多恣意盘剥，大肆贪污，赵南星称“今有司所在贪残，上下雷同”。其次，是“干进”之风盛行。为了谋求仕途升迁和得意，一些无耻之徒又用剥削来的钱财大行贿赂，笼络上官，甚至公开求官乞爵。赵南星揭露说：“今之士人，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徇情为盛德，以请教为谦厚”。其三，重交际、忽政事之风盛行。在法度废弛的大背景下，官吏们多置政务于脑后，把大量时间花在交际上，政府行政效率极低。赵南星描述这股歪风说：每天上午，盥栉未毕，“客已到门”，“彼往此来，踵相随属”；到了午时，交际完毕，然后入衙门，“以昏倦之余”料理公事，日日如此。
对于这些歪风，赵南星主张坚决予以扭转。
赵南星主张严惩贪官污吏。他指出，官吏的贪污盘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今士人一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问其所以，率由条鞭法行，钱粮经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羡余，是加派无已也。有司之贪如此，民安得不为盗？小盗起，而大盗随之，皆有司为之竿也”。因此，他提出要坚决刹住贪污之风。在一份奏疏中，他建议：“以后秽迹昭彰者，抚按先行究问确实，而后具奏追赃”，“如有听嘱受贿、曲为庇护者，容臣等参奏重处，庶贪风渐息，而乱萌可消”。天启四年（1624年），有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还，“赃私巨万，秽声流传”。左都御史高攀龙“尽发其贪污状”，赵南星“议戌之”，“诏革职候勘”。
赵南星主张对干进之风加以遏止，提倡官吏“以全力尽职业”，改变重交际、忽政事的行政作风
赵南星主张对干进之风加以遏止。首先，他提出禁止官吏间的行贿受贿，尤其是当时盛行的馈送“书帕”之风。明初，地方官入京，见长官送礼，具一书一帕，称“书帕”。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腐化，地方官的进献已改为金银珠宝，但仍沿称“书帕”。官吏们以书帕形式公行贿赂，数额很大，“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赵南星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员行贿的目的，无非是营求升迁，为自己谋取私利，所谓“人人皆为吏部，财能贾爵；处处俱是傍门，面皮世界，书帕长安”。他认为，“簠簋滥则弹压轻”，因此请“戒上官毋得受守令贡献”。其次，他主张对乞官者加以严惩。其时，每当吏部主管官员退朝，乞官者即三、五成群，“如墙而遮留之”，“讲升，讲调，讲地方，讲起用。既唯阿矣，则又有遮留者，恒至嗌干舌敝而后脱”，“比至署中，则以私书至”，“不从则又为书切责之，以为违公论，必如所求而后已”。赵南星入主吏部后，“素疾其弊，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亦不得有所干请，诸人惮其刚严，不敢犯”。即使这样，当时还是有个别人要以身一试：有一给事为赀郎求盐运司，赵南星即注赀郎王府，而出给事于外；知县石三畏贪，夤缘将行取，赵南星亦置之王府，史称“时进士无为王官者，（赵）南星不恤也”。
赵南星提倡官吏“以全力尽职业”，改变重交际、忽政事的行政作风。他指出，以精力充沛的午前交际，而以神气昏倦的交际后理政，恰恰颠倒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错误的。他首先在吏部进行改革。他与吏部四司官（文选、验封、稽勋、考功）约定，“每日蚤起，即入衙门，至午后公事既毕，退食私寓，乃与知交往来”，“至于会推之事，亦欲蚤起入朝，及辰而散，以各营其职”。
此外，赵南星还抨击了官场中上官轻待下属、地方官淫刑作威等不良作风，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