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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诗人与平民，即使是在享受人生的乐趣时，下意识里也常有一种好景不常的感觉，例如在中国人欢聚完毕时，常常说：“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宴席。
中国的诗人和学者在欢娱宴乐的时候，常被这种“人生不再”“生命易逝”的悲哀感觉所烦扰，在花前月下，常有“花不常好，月不常圆”的伤悼。
中国的剧场观众，最注意伶人的各种小动作，称之为“台步”或“做工”。
中国的皇帝并不是像日本天皇那么半神道的，而中国的史家并已演绎出一个皇帝受命于天，但他如失德，便将丧失天命的假说。
中国的和西方的学问之间，最大的对比就是：西方太多专门知识，而太少近于人情的知识；至于中国则富于对生活问题的关切，而欠于专门的科学。
中国的编辑便聪明得多，他把几个没校出来的错字留下，以便增加读者发现错误的乐趣，增加读者细心观察的能力。
中国的暴众虽也易于鼓动（例如庚子年的拳匪），但近情的精神确在某种程度中使我们的皇帝专制，我们的宗教，和所谓“欺压女性”受到人性化。
中古时代的神灵神权统治思想已渐渐退化。
智识上的鉴别力教育和文化的目标，只在于发展智识上的鉴别力和良好的行为。
智能上的热情是我们所必须的，它是生命的标志，其重要犹如植物中的绿色。
志愿、挑衅心，和爱名位，也是由于某一种虫在那里作怪，使一个人片刻不得安逸，直到他的志愿达到了目的才罢休。
至于在一个有了孩子或将有孩子的女人，这就成为她一生中最严重的一桩事情，甚至变更她的整个生命，变换她的性情和嗜好。
至于个性的强弱则当然是高低不一的。
至于个人的永生问题——即宗教用以打动人心的第二个大理由——现在有许多人都已是抱着要死便死，而并无不满意处的态度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那争点不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而是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
至少中国的艺术家或哲学家是如此思想的。
至少我对于我这个五尺四寸之躯是很满意的。
至少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善于利用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这比之中国有伟大的哲学或有几个大哲学家的那种说法，更有意义。
至少，那批有教养的、心胸旷达的、遵循合理近情的精神而生活的学者，都抱着这种态度。
至对于上帝本身，詹姆靳·杰恳斯（JamesJeans）曾说，宇宙实好似一个伟大的思想，而不似一具伟大的机器。
至道之要，贵乎清虚，何谓清虚？终日如愚。
植物的种子和果实或许已足为我们的食物，也许我们会在青翠的山边吃草。
直立的姿势和双手的解放发生了极重大的后果。
知更鸟常常引动浪漫主义者的幻想。
只有在游戏精神能够维持时，艺术方不至于成为商业化。